古之圣人，为人父母，莫不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闲于未然，惧争心之将作也。故有轻重三典之异，宫墨五刑之差，度时而施宜，因事以议制。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诸市朝，以御奸宄，用惩祸乱。兴邦致理，罔有弗由于此者也。
暨淳朴既消，浇伪斯起，刑增为九，章积三千，虽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锥刀之末，尽争之矣。自汉迄隋，世有增损，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比及晚年，渐亦滋虐。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
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寻又敕尚书左仆射裴寂、尚书右仆射萧瑀及大理卿崔善为、给事中王敬业、中书舍人刘林甫颜师古王孝远、泾州别驾靖延、太常丞丁孝乌、隋大理丞房轴、上将府参军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机等，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诏曰：
古不云乎，“万邦之君，有典有则。”故九畴之叙，兴于夏世，两观之法，大备隆周。所以禁暴惩奸，弘风阐化，安民立政，莫此为先。自战国纷扰，恃诈任力，苛制烦刑，于兹竞起。秦并天下，隳灭礼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内骚然，遂以颠覆。汉氏拨乱，思易前轨，虽复务从约法，蠲削严刑，尚行菹醢之诛，犹设锱铢之禁。字民之道，实有未弘，刑措之风，以兹莫致。爰及魏、晋，流弊相沿，宽猛乖方，纲维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讹，条章混谬。自斯以后，宇县瓜分，戎马交驰，未遑典制。有隋之世，虽云厘革，然而损益不定，疏舛尚多，品式章程，罕能甄备。加以微文曲致，览者惑其浅深，异例同科，用者殊其轻重，遂使奸吏巧诋，任情与夺，愚民妄触，动陷罗网，屡闻厘革，卒以无成。
朕膺期受箓，宁济区宇，永言至治，兴寐为劳。补千年之坠典，拯百王之余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宪则，贻范后昆。爰命群才，修定科律。
但今古异务，文质不同，丧乱之后，事殊曩代，应机适变，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遗，务从体要。迄兹历稔，撰次始毕，宜下四方，即令颁用。庶使吏曹简肃，无取悬石之多；奏谳平允，靡竞锥刀之末。胜残去杀，此焉非远。
于是颁行天下。
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时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古行肉刑，以为轻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设断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获生。刑者幸得全命，岂惮去其一足？且人之见者，甚足惩诫。”上曰：“本以为宽，故行之。然每闻恻怆，不能忘怀。”又谓萧瑀、陈叔达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罪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叔达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改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之。弘献于是与玄龄等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昌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