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承宣的案子在刑部审查时起了纷争，起因在孙彰报送上来的结案文书上，他在审案的过程中先后两次将审理过程中人犯和人证的供状、证词等抄录报送刑部，跟两次通报材料相比结案文书里在一些关键处发生了一百八度的转变，引用的证据、证词跟前面相比出入比较大，而且在整个文书里多次出现了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
刑部的尚书、侍郎等三品以上的官员对面这份结案文书的表情可用目瞪口呆来形容，因为孙彰作为一个在刑部当了十几年差的老吏出现这样的失误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然而事实是孙彰报上来的材料就那样白纸黑字地摆在眼前，想不相信也不行。
与此同时，孙彰报呈皇帝的奏章也递到了内阁，由于这件案子是根据皇帝钦命审理，内阁大臣不敢怠慢立即召来刑部尚书田庆询问情况，听完田庆所介绍的情况后他们也愣住了，于是一方面令孙彰火速回京，另一方面急调广东按察司用五百里加急将存档文件送到刑部。
陶勋在家里歇了两天后回到《道典要辑》编纂馆销假，杨廷均、冯鄂和其他同僚们颇吃惊于他挺过了伤寒重症，吃惊归吃惊，表面上的工夫还要是要做足，众人先是纷纷表示祝贺和欢迎，而后各人各自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没有在他生病期间前往探视做一番解释。
其实论官职和资历他们对陶勋根本不屑一顾，更遑论找借口费口舌解释，之所以多此一举，有一多半是冲着他过年时送了不少银子，另一半则是指望着明年过年还能收到同样丰厚的“红包”。
随后的日子里，除了每日的案牍工作之外，馆里诸翰林官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于承宣案的进展。
这件案子的结局本来其实已经很明白了，皇帝在亲信道士的撺掇下肯定不会轻饶于承宣，朝堂上争的是各派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从案子中得到些什么。
譬如靖宁侯派亲信主审办案就是有心借这桩案子将一些平常有些碍眼的官员扳倒；朝中的清流们普遍持同情于承宣的态度，想要为其开脱、减轻罪罚的不在少数；以太子为首的一派对于承宣的死活并不关心，但强烈反对孙彰按靖宁侯的意思扩大牵连面的做法，同时也想要大力替王心阳开脱，借此事将一些中间摇摆不定的官员争取过去。
在此之前，孙彰的审案过程通过定期公文呈报传送到朝堂之上，各方的明争暗斗一直围绕于对牵连进案件的人的处分之上，可现在正式的结案文书和上报的佐证材料却连于承宣定罪的轻重也成了问题，事情的进展大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道典要辑》编纂馆的翰林官们总体上属于清流，但其中也有所倾向：杨廷均老奸巨滑，只谈论公布出来的文书中的措词和语病，对案情从来不置一词；冯鄂等人跟于承宣、王心阳都是旧识，为两人甚是抱不平；其他的人大多选择跟风。
每天一大早，众翰林官先从杨廷均那里听一番他对文书里的语病和漏洞的攻击，然后听一番冯鄂为于、王两人的辩护，做完手头的事后坐在一起起劲地议论，在两位长官意见的基础上尽情发挥。
还别说，这群书生意气尚浓的人凑在一起议论、剖析起案件来很是犀利，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读书人中的尖子，钻文字尖的本事个个一流，往往能在两位长官的基础上推论出最细微的可能性，或是推论最可怕的罪状，尤其是当他们旁征博引圣贤之书后，孙彰在他们的嘴里已经体无完肤、十恶不赦。
议论了两天后，有人提议等孙彰和案卷存档原文回京后参劾他一本，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有好事的人马上动笔将众人议论的精华记录下来，以备将来起草奏章。
三月底，孙彰和案卷存档原文先后抵京，内阁在首辅大学士郑士锡的主持下接连几天对于承宣案进行讨论，送进京的存档原文记录跟结案文书和佐证材料保持了一致，跟之前的两次通报公文有明显的出入，于是清流言官们理所当然地对孙彰群起攻之，纷纷呈上了弹劾孙彰的折子，甚至有不怕死的御史言辞激烈地提出要追究推荐孙彰的靖宁侯的责任，一时间朝廷上下热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