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吃了最后几天苦之后，这样做是奇特的，”佩尔说道，“德国人无法理解，但要解释起来也很容易。那种提心吊胆，那种被落在后面的感觉，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应。除了唱歌之外，没有事情可做。”后来，当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别的荷兰平民准备离开到德国人的医院里去帮助伤员的时候，佩尔遗憾地挥手道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忍饥挨饿，然而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当最后一辆救护车消失时，佩尔和卫生员们把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装上了一辆德国卡车。“德国人帮助了我们，”他回忆说，“敌意奇怪地消失了。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卡车驶离时，佩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成了黑色残骸的斯胡努尔德旅馆，“那里曾经创造出绝对的奇迹”。他“坚信，第二集团军渡过莱茵河，再次夺取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也许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向伤员们道了别，伤员们现在全都成了俘虏。她拉着一辆手拉车，在5个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尔多伦。没走多远，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曾经是她的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区牧师住宅。“一缕阳光照射着一个挂在房顶上的鲜艳的黄色降落伞，”她写道，“鲜亮的黄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见了，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也在前往阿珀尔多伦的路上，当红十字会的汽车和救护车，载着来自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伤员经过时，她不停地寻找她的父亲。安赫与她的姨妈和兄弟一起，凝视着她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逐渐认识的那些熟悉的面孔。然后，当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安赫看见了父亲，她的父亲就坐在车上。她朝他尖叫着，跑了起来。卡车停下了，范·马尔南医生从车上爬了下来，迎接他的家人。他热烈地拥抱他们所有人，说道：“我们从未这么贫穷，也从未这么富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但我们拥有彼此，而且我们活着。”当范·马尔南医生又回到车上照料伤员的时候，他安排家人在阿珀尔多伦见面。当他们走在几百个难民当中的时候，安赫回过头看。“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她写道，“就像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鲜血一样。我们四个人全都活着，但在战争的这个毫无希望的星期结束时，战斗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象。光荣属于我们所有亲爱的、勇敢的英国兵，属于所有为了帮助和拯救别人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们。”
在德里尔，科拉·巴尔图森一觉醒来，发现寂静得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科拉因为伤口而发僵、疼痛，又因为这寂静而感到困惑，于是一瘸一拐地走到外面。烟从镇子的中心滚滚升起，也从河对面的奥斯特贝克滚滚升起，但战斗的声音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车，缓慢地朝镇子蹬去。街上空无一人，部队离开了。在远处，她看见一个朝南开往奈梅亨的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在德里尔一个成了废墟的教堂附近，只有几个士兵在一些吉普车旁边逗留着。科拉突然意识到，英国人和波兰人正在撤退，战斗结束了，德国人将很快就会回来。当她走向那一小组士兵的时候，损坏了的教堂尖塔上的钟响了起来。科拉抬起头。坐在钟楼上的是一个空降部队的伞兵，头上包着绷带。“出了什么事？”科拉喊道。“全结束了，”伞兵喊道，“全结束了。我们撤离了。我们是最后一批。”科拉抬头凝视着他：“你为什么敲钟？”伞兵再次踢了钟一下。钟声在德里尔这个有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上空回响，然后逐渐消失。伞兵朝下看着科拉。“看来这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说道。
“在我的——抱有成见的——观点看来，如果这次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恰当的支持，并被给予了任务所必需的飞机、地面部队以及行政资源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错误，尽管天气不利，尽管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出现在阿纳姆地区，这次行动仍然会获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场花园行动不懊悔的鼓吹者。”
——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蒙哥马利回忆录：阿纳姆的蒙哥马利》，第267页。
“我的国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马利的另外一次奢侈的胜利了。”
——荷兰亲王伯恩哈德致本书作者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