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士兵们陆续地返回时，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军官，查看着每一张脸。埃里克·麦凯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队者，曾经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那座校舍里英勇地坚守着，麦凯逃脱出来到达了奈梅亨。现在他在寻找着他的连的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到达阿纳姆大桥，但麦凯抱着顽固的希望，在从奥斯特贝克出来的空降兵行列里寻找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脸，”在谈到那些伞兵的时候他说，“那些脸都显得拉长了，而且疲倦，令人难以置信。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挑出一个老兵来——一张带有错不了的‘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脸，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黎明，麦凯一直待在马路边。“我没有看见一张我认识的脸。当我继续注视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不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谁，我都恨他。我恨这支军队，因为它犹豫不决。我想到了生命的浪费，想到了一个优秀的师被浪费掉了。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麦凯回到奈梅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在那里，他开始在集合点和士兵临时营房里核对，决心找到他的士兵。在他们连的200名工兵中，回来的只有5个人，包括麦凯本人。
在河的另外一边，一些士兵和平民留下了，他们的工作或者伤势要求他们留在后面。因为时间太晚而无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们蹲在现在没有部署兵力的战壕里和火炮掩体里。对这些幸存者们来说，不再有任何希望了。在被毁坏了的环形防线里，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随军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把最后能够行走的伤员带到了河边，结果发现此刻岸边空无一人。在与那些伤员挤作一团的时候，布雷斯看见有一位上尉走向前来。“我们该怎么办？”那位军官问布雷斯，“再也不会有船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伤员。“我想我们得待在这里，”他说道，“我不能离开他们。”那位上尉摇了摇头。“祝你们好运，”他对他们所有的人说，“我要试着游过去了。”布雷斯最后看见，那位军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运，”布雷斯喊道，“再见！”
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那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对他来说，“师部的离开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药丸”，但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里格比—琼斯与卫生员们一起，在旅馆地区的每一幢房子里搜寻，把受了伤的人带了进来。这些卫生员经常是抱着伤员到聚集地点，把他们装进德国人的卡车、急救车和吉普车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前去做俘虏。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佩尔神父睡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惊醒了，确信有什么事情出了大差错。接着他意识到，那是一种不自然的安静。他匆匆走了出去，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卫生员站在窗前，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佩尔走来的时候，卫生员转过身来。“这个师走了！”他说道。佩尔并没有被告知撤离的事情，他盯着卫生员：“你疯了，老兄。”那个卫生员摇了摇头：“你亲自看看吧，先生。我们现在确实成了俘虏了。我们这伙人得撤退了。”佩尔无法相信。“先生，”卫生员说道，“你得向病人公布这个消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佩尔走遍了这个旅馆。“每一个人都试图情绪高昂地接受它，”他回忆说，“但实际上我们全都非常沮丧。”然后，在那间仍然收容着大多数伤员的大房间里，一位士兵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奏流行歌曲。士兵们唱了起来，佩尔也不由自主与他们一起唱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