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坡道的麦凯上尉一边，麦凯心中想，那座被摧毁的校舍“就像一个筛子”。麦凯后来回忆说：“我们孤零零的。东边的房屋全都被烧倒了，没有被烧倒的是南边那一座房子，那座房子是德国人占据着的。”而在校舍里，一个恐怖又加在另外一个恐怖的上面。“士兵们极其疲惫，而且肮脏，”麦凯写道，“每当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都会反胃。他们面容憔悴，眼睛充血，有红眼圈，几乎每一个人都包扎着肮脏的绷带，到处都是血。”麦凯着重提到，当伤员被从楼梯上抬进地下室的时候，“在每一个楼梯平台上，鲜血都形成了水洼，像涓涓细流一样沿着楼梯流下。”他的剩余的13名士兵，“三三两两挤作一团，把守着阵地，而那些阵地实际上应该由两倍以上的兵力把守。唯一干净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武器。”在校舍遭到炮轰的时候，麦凯和他的士兵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击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在四周留下了人数是他们四倍的死亡的敌人。
上午慢慢过去的时候，作战在继续。然后，中午时分，这个顽强地藐视德国人的人受伤了。弗罗斯特记得，当他与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会面，讨论要派出一支作战巡逻队去清理这个地区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爆炸把他抛了起来，把他脸朝下扔在几码远的地方。一枚迫击炮炮弹几乎就在两个人的中间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人都活着，但弹片嵌进了弗罗斯特的左脚踝和右胫骨，而克劳利则是双腿和右臂被击中。弗罗斯特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未能“抵抗住那些似乎强行从我身上发出的呻吟声，尤其是因为道格根本就一声不吭”而感到耻辱。弗罗斯特的勤务兵威克斯把这两位军官拽到掩蔽处，担架兵把他们连同其他的伤员
一起抬进地下室。
在拥挤的地下室里，伊根神父试图使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个寒冷房间的昏暗隐秘处，那位早些时候曾帮忙把伊根救出来的情报军官布基·布坎南中尉，样子好像是筋疲力尽地倚靠着墙站立着。但布坎南已经死去了，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当场杀死，而没有留下痕迹。然后，恍惚而又仍然震惊的伊根看见弗罗斯特被抬了进来。“我记得他的脸，”伊根说道，“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下室里的其他伤员，也看见了他们的营长。约翰·布伦特中尉是死去的布坎南的朋友，在布伦特看来，上校躺在担架上面的景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这些下级始终认为，他是压制不住的，”布伦特写道，“看见他那个样子被抬进来，令人伤心。他从未屈服于任何事情。”
在房间的对面，也受了弹片伤的列兵詹姆斯·西姆斯记得，有人焦虑地朝着弗罗斯特喊道：“长官，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在英格兰，索萨博斯基少将注视着他的旅登上排成长列的运送兵员的达科他型飞机。自从星期日以来，当手下的波兰人等待出发的时候，他就感到紧张在增强。星期二，他们从士兵临时营舍来到了机场，结果却发现，行动被取消了。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在得知空投场换了地方之后，索萨博斯基本人又把飞行推迟了3个小时，以便制订出新的计划来。现在，将近下午1点钟，当背负着沉重负荷的伞兵们走向飞机的时候，焦急的气氛消失了。士兵们终于上路了，索萨博斯基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态度”。
他的心态却大为不同。在计划改变以后的几个小时里，他试图尽可能了解有关厄克特的形势以及新空投场的一切事情。他已经尽力为他拥有3个营的旅提供了信息，并一直传达到了排的层次，但信息是贫乏的。索萨博斯基感到，他们准备不足，几乎是“要跳进未知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