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盛会，如同巨石投入池塘，涟漪激荡十数日，未曾停歇。
辟雍大殿那场剑拔弩张的首次全体会议后，北辰阁下设的外交、军事、资源、技术等各专门委员会，便如同上紧了发条的精密机括，昼夜不停地运转起来。
连续十日，各国使团代表被轮番召入西苑内特设的“会谈馆”，就《地球防御同盟宪章》的具体条款、贡献比例、基地选址、技术共享等级等无数细节，进行着冗长、艰难、时而激烈争吵的谈判。
谈判桌上，大明的官员展现了与其武力相匹配的缜密与坚韧。
他们既有礼部、鸿胪寺官员的圆滑与耐心，懂得在非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做出“尊重各国习俗”、“考虑实际困难”的姿态；也有户部、兵部、工部干吏的精明与强硬，在涉及资源、兵力、核心技术等关键利益时寸步不让，计算精确到令人咂舌的程度；更有随行的星枢院学者，以看似客观的“星海威胁数据模型”和“技术发展路径图”作为依据，论证大明主导、技术分级的“必要性”与“科学性”。
大多数中小势力，在最初的震撼、疑虑与不甘之后，面对大明展示出的、几乎无懈可击的实力碾压与体系优势，以及那份确实能够带来一定安全保障与发展希望的“红利”清单，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南洋诸国、部分西域小邦、以及西洋一些商业城邦，陆续在北辰阁预设的“意向书”或“原则同意备忘录”上签下了名字或盖上了印章。尽管其中不乏苦涩与无奈，但“生存”与“利益”的现实考量，压倒了虚无的“独立尊严”。
然而，总有一些“刺头”，顽固地梗着脖子，拒绝低头，甚至试图串联反抗。
其中态度最为激烈、行动也最为露骨的，主要集中于三方：
一是以撒马尔罕的兀鲁伯残余势力为核心，联合了部分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桀骜不驯的突厥-蒙古部族埃米尔。
他们在怛罗斯惨败后，惊魂未定，却并未真正屈服。朱棣释放沙哈鲁、分发种子的“怀柔”之举，被他们中的强硬派解读为“明人外强中干、不敢深入”的信号。
兀鲁伯虽重伤未死，但威望大损，其子阿卜杜勒·拉蒂夫在部分保守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支持下，掌握了实权。此人年轻气盛，对帖木儿帝国的往日荣光有着不切实际的迷恋，对大明充满仇视，认为签署宪章是“将祖先的草原和星空拱手让人”。
在金陵，他的使者不仅公然拒绝谈判，更私下联络其他西域代表，煽动“黄金家族的后裔，宁可战死，绝不向汉儿称臣”，甚至秘密派遣心腹，试图绕过明军封锁线，向更西方的奥斯曼帝国传递求援信息。
二是南印度维贾亚纳加尔帝国内部的部分强硬派婆罗门与军事贵族。这个印度教帝国国力强盛，文化自信极强，对北方穆斯林苏丹国和新兴的葡萄牙人都充满优越感与警惕。
他们难以接受由一个“异教”的、遥远的东方帝国来领导“全球同盟”，尤其无法忍受核心技术被永久垄断的条款。虽然其国王德瓦拉亚二世态度谨慎，主张接触观望，但以军事统帅纳拉辛哈·萨鲁瓦为首的主战派势力不小。
他们在金陵的使者态度倨傲，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反建议，如要求技术完全共享、同盟最高决策机构实行“诸王共治”、大明需首先提供大量“无偿援助”以证明诚意等，显然毫无达成协议的意愿，更多是在拖延时间，观察风向。
三则是那些如同鬣狗般在印度洋西缘游弋的葡萄牙探险者与殖民先驱。
他们并非统一的国家使节，而是几支互相竞争又彼此声援的私人武装商船队代表，背后是里斯本王室和基督骑士团的模糊授权。
这些人信奉的是武力、贸易与传教三位一体的殖民逻辑，对大明提出的“文明同盟”、“星海威胁”嗤之以鼻，视之为东方人的迷信与统治借口。他们在谈判桌上毫不掩饰其贪婪与傲慢，要求大明开放所有港口、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停止“威胁”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合法”贸易与据点，甚至暗示大明应皈依“真正的信仰”。其行径之嚣张，连一些阿拉伯和印度代表都为之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