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的夏天来得突然。
前几日还春寒料峭，一场夜雨过后，日头便毒辣起来。皇城垂拱殿的窗棂大开着，却透不进一丝风，空气粘稠得像化开的饴糖，裹着香炉里升起的龙涎烟，沉沉地压在梁柱间。
柴荣坐在御案后，手里拿着一份度支审计司的奏报。纸是上好的宣纸，墨是新研的徽墨，字迹工整得一丝不苟，但内容却让人心惊。
“郑州、汴州、宋州三地，首月清丈，共查出隐田十二万四千七百亩。”他念出声，声音在闷热的殿里显得格外清晰，“涉官绅二十七户，其中五品以上三人，刺史一人。”
他抬眼看向殿中。范质、王溥、还有新任的度支审计司主事王延嗣——那个刚从郑州回来的年轻人，此刻正躬身站着，额上沁着细汗，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的。
“王延嗣。”柴荣放下奏报，“说说看，那位刺史是谁？”
王延嗣抬起头。他约莫三十出头，面庞清癯，眼神却锐利如刀，正是那种典型的寒门士子——靠着苦读出头，对世家大族有种天然的敌意。
“回陛下，是郑州刺史薛昭。”他声音平稳，“薛家瞒报永业田两百一十三顷，历年欠缴田赋折钱约三千七百贯。另查出薛昭任内，擅自减免姻亲赋税五起，涉及钱粮约八百贯。”
殿内一片死寂。范质闭上眼，王溥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出声。
薛昭，薛居正的嫡长子。动他，就是动整个薛家，动河南世家的脸面。
“证据确凿？”柴荣问。
“确凿。”王延嗣从袖中取出一沓文书，“这是田亩册籍的原始记录与重新丈量比对，这是历年赋税征收账目，这是涉事农户的证词画押——共三十七份。”
柴荣一页页翻看。账目清晰，证词详细，连每块地的四至边界都标得清清楚楚。这个王延嗣，办事确实滴水不漏。
“薛昭本人什么态度？”
“拒不认罪。”王延嗣语气冷淡，“他说那些田地是‘祖产荫蔽’，历年赋税是‘胥吏中饱私囊’，与他无关。至于减免赋税，那是‘体恤乡邻’，符合圣人教化。”
“好一个圣人教化。”柴荣笑了，笑得很冷，“拿圣人的话，给自己贪赃枉法当挡箭牌。”
他把文书递给范质：“范相，你怎么看？”
范质接过，却没有看。他沉默良久，缓缓道：“陛下，薛昭有罪，当罚。但薛家三代为官，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若处置过严，恐寒了天下士人之心。”
“寒心？”柴荣站起身，走到窗边。外面烈日当空，殿檐的影子在青砖地上缩成窄窄的一条，“那被他们盘剥欺压的百姓，心寒不寒？那些饿着肚子还要交足赋税的佃户，心寒不寒？那些守着边关、军饷还被克扣的将士，心寒不寒？”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范质，你是首相。你告诉朕——这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还是百姓的天下？”
范质浑身一震，跪倒在地：“臣……臣失言。”
“起来。”柴荣走回御案后，重新坐下，“王延嗣。”
“臣在。”
“按《大周刑统》，薛昭该当何罪？”
“欺君、贪墨、渎职三罪并论。”王延嗣毫不犹豫，“轻则流放，重则……斩。”
“斩”字出口，殿内温度仿佛又降了几分。
柴荣看向王溥：“户部尚书，你以为呢？”
王溥硬着头皮出列：“陛下，薛昭确有罪。但念其父薛居正年老，且薛家已补缴欠税……或可从轻发落，削职为民，永不叙用。”
这是折中的法子。既惩处了，又不至于撕破脸。
柴荣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案上那方白玉镇纸——冰凉细腻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他纷乱的思绪稍稍清晰。
历史上，任何一个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都会遇到反弹。王安石变法如此，张居正改革如此，他柴荣的清丈田亩，也不会例外。薛昭是个试探——世家大族伸出来的一根手指，看他敢不敢剁。
剁了，可能引发更大反弹。
不剁，新政就会沦为笑柄。
“拟旨。”他最终开口，“郑州刺史薛昭，欺君枉法，贪墨渎职，罪证确凿。削去一切官职功名，家产抄没——但念其父年老，免死罪，流放崖州，遇赦不赦。”
王溥松了口气，范质却皱起眉头——流放岭南烟瘴之地，与死何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