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蹊跷啊。”都察院左都御史沉声道，“臣派人去苏州查，发现这些产业的实际管事，都是常升的家奴。而且……这些产业近三年来的账目，有大笔银钱去向不明。粗略估算，至少有五十万两白银，不知流向何处。”
五十万两！相当于大明一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工部尚书补充道：“更怪的是，这些产业中，有三处田庄的位置很特别——都在运河沿岸，且临近水闸。常升曾以‘疏通漕运’为由，向工部申请在这三处修建私家码头，工部批了。”
朱雄英猛地抬头：“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秋天。”
去年秋天，正是常升开始频繁与晋王、韩王联络的时候。也是从那时起，运河上的“意外”开始增多——货物失踪、船只沉没、水闸故障……
“那些码头，现在如何？”
“建成了。”工部尚书额头冒汗，“但……但根据常家庄头的供述，码头建成后，常升从未用来运货，反而常年有护卫把守，不许外人靠近。”
朱雄英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他的手指沿着运河移动，停在常升那三处田庄的位置上。三处连成一线，恰好扼守运河从扬州到南京段的三个关键节点。
如果在这三处设伏，可以完全控制这段水路。
而九月二十日，他正是在这段水路上遇袭。
“传令。”朱雄英语气森冷，“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即刻查封这三处田庄，控制所有码头。若有反抗，格杀勿论。”
“殿下，”刑部尚书迟疑道，“常升已死，这些产业按律应收归国库。如此大动干戈，恐怕……”
“恐怕什么？”朱雄英转头看他，“常升已死，但‘影先生’还活着。五十万两白银，三个秘密码头，你们觉得，他花了这么大力气，只是为了帮常升敛财？”
众人哑然。
“还有，”朱雄英从案上抽出那本户部的秋粮奏折，“江南三府以‘漕运不畅’为由请求缓交秋粮。你们现在告诉本宫，漕运为何不畅？是真的河道淤塞，还是有人……不想让粮食进京？”
殿内落针可闻。
五部尚书都是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臣，此刻却都感到一股寒意。这个十六岁的太孙，看问题的角度，比他们这些老狐狸还要毒辣。
命令传下去时，天已微亮。
朱雄英站在文华殿外的丹陛上，看着晨曦中的南京城。宫墙层层叠叠，飞檐勾心斗角，这座都城看似平静，实则每一块砖石下，都可能藏着暗流。
徐妙锦走到他身边，将一件披风披在他肩上：“殿下，去歇息会儿吧。”
“睡不着。”朱雄英望着远方，“妙锦，你说那个‘影先生’，此刻会在哪里？”
“或许在南京，或许在苏州，或许……”徐妙锦顿了顿，“或许就在我们身边。”
这是最可怕的猜测。一个能操纵常升、联络晋王、扶持韩王的人，必定位高权重，且有足够的智慧隐藏在光天化日之下。
“殿下，”陈默再次出现，这次脸色格外凝重，“扬州急报。”
朱雄英接过信报，只看了一眼，瞳孔骤缩。
信是扬州锦衣卫千户所发来的。昨夜子时，漕运总督潘亨在府中“暴病身亡”。而就在他死前两个时辰，曾秘密会见了一个人——苏州知府，周文铭。
周文铭，洪武十八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去年调任苏州知府。此人政绩平平，但人脉极广，与朝中多位大臣都有往来。更重要的是——他是已故宰相胡惟庸的门生。
胡惟庸案，洪武十三年，牵连三万余人。此案之后，朱元璋废中书省，权分六部，彻底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
而周文铭，是少数几个从胡惟庸案中全身而退的官员之一。
“潘亨不是病死的。”朱雄英将信报递给徐妙锦，“是灭口。”
“灭口？”徐妙锦看完信，脸色发白，“难道潘亨知道什么秘密？”
“他知道扬州水门为何会被炸。”朱雄英语气冰冷，“他知道陈瑄背后的人是谁。所以，他必须死。”
陈瑄在押送进京途中“突发急症”，死在了半路。现在潘亨也死了。线索，又断了。
“殿下，”徐妙锦忽然道，“周文铭现在何处？”
“还在扬州，以‘吊唁’为名。”朱雄英眼中寒光一闪，“陈默！”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