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我之所以张开伞，是因为天在下雨”这种陈述之中，却存在着某种受到掩盖的、真正的原因动机。我可以换一种方式对这种动机进行如下描述：起初，我看到天在下雨，然后我记得我有可能在雨中被淋湿，而那将是相当令人难受的。因此，我准备计划某种预防性步骤——这种步骤既有可能是跑到某个避雨之处，也有可能是张开我的伞。这样一来，这样的步骤便可以说明与张开我的伞有关的设计的构造过程了。它是由真正的原因动机激发起来的。一旦这个步骤得到了完成，目的动机便会把这样的活动激发出来，而后者本身则是在这种场合之下、通过把这种设计当作其基础来运用而被构造出来的。就这种目的关系而言，已经存在的设计是发挥激发作用的因素；它把这种行动激发出来，因而是使这种行动得以进行的原因。不过，就这种真正的原因关系而言，某种从时间角度出发来看，先于这种设计而存在的体验，才是这种发挥激发作用的因素；正是它把在这个时候被构造的设计激发出来的。因此，这就是存在于这两种关系之间的本质性差异。
让我们更加详细地陈述一下这个要点。在这种目的关系之中，被激发出来的体验（也就是说，行动）是通过发挥激发作用的体验（也就是说，设计）而得到预期的，它在那里是通过将来完成时态被描绘出来的。而在与真正的原因有关的情境之中，我们是不会找到与此相似的预期关系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如下：有关张开这把伞的设计并不是导致了这种行动的原因，它只不过是一种被幻想出来的预期而已。反过来说，这种行动则是要么“实现”了这样的设计，要么“未能实现”这样的设计。与这种情境形成对照的是，对于这场雨的感知过程本身却根本不是什么设计。它与下列判断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即“如果我把自己暴露在雨中，我的衣服就会被淋湿，而这绝不是我所希望的；因此，我必须做某些事情以防止这种情境的出现”。这样的联系是通过我进行的意向性活动——我正是通过这样的意向性活动，才转向了我过去的经验所具有的总体性复合体——而产生出来的。当然，在这种总体性复合体之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这种正在被讨论的、作为某种抽象的逻辑对象而存在的判断了。不过，即使这种判断作为我的经验储备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也许永远都根本不可能与对于这场雨的感知过程“联系起来”。因此，即使我从窗户上感知到了这场雨，我也许根本不会重新做出这个判断，或者说根本不会接下来再进行任何一种设计。对于我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判断就会作为某种纯粹的假设性格言来保持它的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以更加一般的方式，来描述真正的原因动机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意义脉络了：就任何一个真正的原因动机形成过程而言，无论是发挥激发作用的体验，还是被激发出来的体验，都具有过去的时间特征。一般说来，只有在被激发出来的体验出现之后，只有当人们把它当作某种具有整体性的和已经完成的东西来回归的时候，对真正的“原因”问题进行的系统表述才是可能的。而就其与被激发出来的体验的关系而言，这种发挥激发作用的体验又一次变成了过去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能把我们对它进行的意向性指涉定名为以过去完成时态进行的思维。只有通过使用这种过去完成时态，我才有可能对这种真正的、与某种体验有关的“原因”加以谈论。因为只要我想这样做，那么，我就必定会指涉这种被激发出来的体验，就我们这里的例子而言也就是必定会指涉这种设计，而这样的设计则必定是——要么在现实之中，要么在幻想之中——已经以将来完成时态而完成了的、已经成为过去的。因此，真正的原因动机的意义脉络始终都是在事件过去之后进行的某种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