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研究过程的终点——当然，这样的研究所能够处理的，只不过是与理解社会世界之中的意义有关的复杂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已。对于以各种现象学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乐于以我们对绵延和绵延与意义的关系的分析为其出发点的社会学来说，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有待于完成。在本书之中处于我们的注意中心的一组问题，就是与社会学人（soziologischePerson）有关的各种问题。对于我们已经在“汝取向和他们取向”、在“我们关系和他们关系”，以及在“具体呈现的变形自我和个人理想类型”这样一些标题之下讨论过的各种问题，我们都还没有加以充分的阐明。我们从未加以勇敢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理解的社会学究竟为什么有权利做出有关各种社会关系——无论这些社会关系所涉及的存在物究竟是一个个体、是更多的个体、是某种个人理想类型，还是某种社会集合体——之形式的有效的断言。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前面进行的、有关个体与理想类型的关系的论述，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这里，这些界线也始终都是变幻不定的，以其身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体，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根据有可能存在的、所有各种有关他的理想类型的内容而得到理解的，这与——作为这里的另一个方面的——任何一个理想类型都可以被当作某种有关一个正在根据某种匿名的职能而得到考虑的个体的陈述来轻而易举地加以理解，是根本没有任何不同之处的。任何一种有关某种个人理想类型的行动的陈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理想类型从他们关系之中转移出来，进而将其置于某种我们关系之中。任何一种有关某个个体的陈述，都会将他从源于他那具体的如此这般状态的、直接的我们关系之中转移出来，进而使他进入某种彼此相同状态，进入某种存在于同时代人的世界之中的具有类型性的关系之中。
第二组问题远远超出了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所具有的界线。它就是具有整体性的、有关关联的问题——在本项研究的进行过程中，这个问题已经一再突现出来。只有通过进行某种具有总体性的现象学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具有界定性的阐明，而这样的现象学分析也是可以先从社会科学的领域之中开始进行的。无论我们究竟是从理想类型出发，是从目的动机和原因动机的存在出发，是从活动的“经过设计的”特征出发，是从再现的可能性出发，还是从我们的体验所具有的、纯粹的可区分性出发，我们都会一再地遇到这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思想究竟为什么把这些事实，并且恰恰是把这些事实从体验的总体性之中挑选出来，而且认为它们是具有关联性的。对于社会科学的所有各种建立在下列心照不宣的假定基础之上的范畴来说，这个问题的确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即观察者所感兴趣的情境和由这种情境决定的对问题的陈述，都已经通过阐明关联问题而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被推导出来了。
第三组问题或许包括有关对汝本身的构造过程的问题，包括有关对全部思维过程的主体间际结构加以阐释的问题，包括有关从先验自我出发来构造先验的变形自我的问题。而伴随着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有关我们对这个一般的世界的经验所具有的主体间际有效性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在其《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一书中，胡塞尔已经为这种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他已经宣告了他将来要做的、以这种问题为其注意中心的研究工作，而对这种问题的解答很可能将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关人的、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之上的本体论。[40]
另外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有关社会学人的问题和有关社会世界之中的关联的问题，也都是可以由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斯·韦伯最初开创的研究思路前进的理解的社会学来加以研究和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