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夫人那边也派人送了信过来说老孙那里已经安排好了，案子定在三天后重
接下来的两天，刘主事那边果然派人来通知说案子提前了一天上头有人催着结案，让他们做好准备。
这个案子有一个关键证人，老赵。
常悦从钱掌柜那里了解到，能有如此精妙做假手艺的人并不多，安乐县那种小地方更是只有一个。
顾城被人诬陷的天衣无缝，大概率就是老赵做的手脚。
常悦得到消息的时候迅速赶去赵夫人家。
但她得到的是噩耗。
“但老赵上个月死了。中风，瘫了几天，没救过来。”
常悦转过身。
“他死了？”
“死了。”赵夫人说，“所以现在没人能证明那幅画上的落款是后加的。”
常悦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棵桂花树。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她的头发轻轻动了一下。
她想到老赵死之前会不会留下什么。
老赵这辈子大概就是靠着这门手艺活着的，精于做旧，精于仿制，精于在别人的作品上动手脚。
他活了一辈子，靠这个吃饭，最后也死在这上头。
她把这些告诉赵夫人。赵夫人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说，老赵可能还有别的东西留下来？”
“他是做裱画的。这种人一定会留模板。他仿过的落款，刻过的印章，拼过的纸，他不可能全扔掉。”常悦说，“他死了，他徒弟还在。”
赵夫人的眼睛亮了一下。“我记得钱掌柜提过，他确实有个徒弟，姓何，现在在城南开了一家小裱画铺子。”
常悦当天下午就去了城南。
何记裱画铺子在一条窄巷子里，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布幌子，写着“何记装裱”四个字，字是手写的，笔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字的人文化程度不高。
常悦推门进去，里面很暗，靠墙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毡垫，毡垫上有一把裁纸刀、一瓶糨糊、几根竹签。桌后面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灰布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一把毛刷，正在给一幅画上浆。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了常悦一眼。
“裱画？”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每天都有人来，不稀奇。
“不是。”常悦说，“我来找东西。”
年轻人放下毛刷，走到桌子前面，两只手撑在桌沿上，看着常悦。“找什么东西？”
“老赵的东西。”
年轻人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慌，是一种警惕。他往门口看了一眼，确定没有人跟进来，然后往后退了半步，靠在墙上。
“我师父的东西，都在柜子里锁着。”他说，“你找他的东西干什么？”
常悦说：“顾尘你知道吗？”
年轻人沉默了几秒。“知道。”
“他被人陷害了。老赵在那幅画上加了落款。我需要证明那个落款是后加的。”
年轻人没有说话。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到墙角，从柜子底下拖出一个木箱。木箱很沉，他拖得有些吃力，放在地上时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打开锁，掀开盖子。里面全是纸——大大小小的纸，有的发黄，有的发白，有的上面印着印章的样式，有的贴着碎纸片，像是试验用的。
他翻了一会儿，从最底下抽出一张纸，递给常悦。
纸上盖着一方印章，印文是前朝一位画家的名字。常悦不认识那位画家，但她认得出那方印的印泥颜色，跟那幅画上的落款是一样的，暗红色的，微微发褐，不是朱砂那种鲜亮的红。
“这是我师父上个月刻的。”年轻人说，“他说有人找他加一个落款，他刻了一方新印，用了三天才把颜色做旧。印泥是我调的，用的是陈年的朱砂，加了一点赭石粉，让颜色看起来像是过了几十年的。他试了很多次才做到跟真的一样。”
常悦把那方印章的拓印翻来覆去地看。暗红色的印泥，边缘微微晕开，像是时间久了自然扩散的样子。但她凑近看，能看到晕开的痕迹是均匀的，每一处都一样，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像是人为控制的。
“你能不能出庭作证？”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糨糊干了的白印子。“我师父死了。我说什么，别人都会说我是为了出名乱说的。”
“你手上有没有老赵留下来的记录？他刻这方印的时候，有没有画过草图，写过关於落款的笔记？”
年轻人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那个木箱前，翻了很久。他翻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封皮是牛皮纸的，边角卷起来了。他递给常悦。
册子里是老赵的字迹。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每一条都记得很清楚。他在某页画了一方印章的草图，旁边写着“前朝某画家名号，尺寸，阴阳纹”。另一页写着“印泥调配，陈年朱砂三钱，赭石粉一钱，调和后静置三日，颜色最似旧印。”后面还有一行小字——“此单收费五十两，买方姓郑，自称替人办事。”
常悦把册子合上。
“我去刑部。”
年轻人叫住了她。“姐，你等一下。”他走到灶房，端了一碗水出来，递给她。“我师父这辈子没少干坏事。但他临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他对不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现在我知道了。”
常悦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有一股铁锈味。
她走出裱画铺子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斜斜地照在巷子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