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她又去了一趟刑部衙门。不是从正门进的，是从侧门进去的，找了刘主事。刘主事正在签押房里看卷宗，看见她来，放下手里的笔，靠在椅背上听她把话说完。
听完之后他没有立刻说话。他两手交叉放在桌上，指节叠在一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案子本来定在四天后会审。钱掌柜这一伤，有人一定会说证人不全，申请延后。我没有理由不延后。”
“那四天之内能不能提前审？”
刘主事看着她：“提前审需要理由。我拿不出理由。”
常悦站在签押房里，看着桌上摊开的卷宗，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她没有立刻说话，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如果连我都被打伤了，算不算理由？”
刘主事抬起头看着她，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常悦没有笑。她看着刘主事的眼睛，说了一句：“我不是真的想被人打。但你明天派两个差役在客栈附近转一圈，让人看见刑部的人在保护证人。对面如果看到刑部插手了，可能会收手。至少会犹豫。”
刘主事没有说话，但他也没有摇头。他看了她一眼，重新拿起笔，低头在卷宗上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常悦没有看清楚，但她看见他写的那个地方，是他之前一直空着没填的日期栏。
当天晚上，钱掌柜的客栈附近多了两个穿便服的差役，在巷口来回走了一圈才离开。
常悦回到周梁生的院子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靠着床沿坐了一会儿。她脚上的水泡已经结痂了，新皮长出来，嫩嫩的，踩在地上有点痒。她把鞋脱了，看了看脚底，皮肤粉红色的，比旁边的颜色浅一圈。她用手按了一下，不疼了。
第二天早上她醒得早，天刚亮就去灶房烧了一壶水。她把热水倒进盆里洗了脸，换了那件干净的换洗衣服，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做完这些她坐在灶房里，靠着墙，等天亮透。
天亮透之后她去了一趟钱掌柜的客栈。
钱掌柜今天比昨天好了一些，能坐起来了，头上还缠着布，但精神好了一截。他在写一封短信，墨迹还没干，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给家里报个平安。”他把信折好，递给常悦，“你帮我寄出去吧，我手写不稳。”
常悦接过信，低头看了一眼。信很短，只有几行字，上面写着“我在京城一切安好，过几天就回去，你们不用担心”。字虽然歪，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她把信揣进怀里，说了句“好”。
从钱掌柜那儿出来的时候她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晨光照在青石板路上，把路面照得发亮。几个挑担子的小贩从她面前走过去，吆喝着卖菜。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走过去，看着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
第三天，刘主事派人送来消息：案子提前了两天审，定在后天早上。
当天下午，常悦去见了那三个证人。钱掌柜已经能下地走了，头上缠的布换成了薄薄一层，走路的时候还需要扶墙，但他说他已经可以去作证了。刘老板说他也准备好了。张先生说他没什么好准备的，到堂上照实说就行。
那天晚上常悦睡得不好。
她翻了几次身，每次翻过去又翻回来。月光从窗户缝里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细长的亮线。
她没有点灯，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把那块木雕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握在手心里。
木雕还是温的，像是被她攥了一天一夜。
她盯着那只猫看了一会儿，把木雕放回枕头底下，闭上了眼睛。
那天早上她醒得早，天还没亮透。
她洗了脸，换了衣服，把那卷证词和几封证人的信装进一个布袋里背在肩上。她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周梁生已经站在门口了。
他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官袍，腰间系着黑色绦带，头发束得整整齐齐。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两个人并肩出了院子，往刑部衙门的方向走。
街上还是安静的，只有早起的人家在开门，门板吱呀吱呀响。
他们走到刑部衙门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把衙门门口的灰墙照得金灿灿的。
“我能进去吗？”周梁生侧头看了她一眼：“我带你进去，站在边上别出声。堂上问话的是郑主事，你插嘴的话会被赶出去。”
常悦点了点头。
刑部衙门门口已经有人在等了。
钱掌柜站在台阶下面的石狮子旁边，穿着一件灰布袍子，洗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
他看见常悦过来，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张先生站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个布包，常悦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也没有问。
刑部大堂的门开着，常悦跟在周梁生后面走进去的时候，光线从门口灌进来，把青石板地面照得发白。她站在侧面的墙边，面朝着大堂中央，旁边是一排木架，上面摞着卷宗，她靠墙站着。
堂上坐着一个人。五十岁上下，面皮白净，留着一缕短须，穿着一件深青色官袍。他面前摊着几卷文书，正低头翻看。
常悦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翻页的动作，手指从纸面上划过去，不快不慢。
堂下站着顾尘。他穿了一身灰白色的囚服，背对着她。常悦看见他的肩膀，囚服洗得发白，领口处露出一截后颈，青灰色的皮肤，骨节微微凸起。他站在那儿，背挺着。
郑主事放下手里的卷宗，抬起头，目光落在顾尘身上。他的声音不高不低，没有什么起伏：“堂下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