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化差异”的模式与今天在西方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是不同的。按照巴巴的解释，后者是以“肯定预先给定（pre-give）的文化内容和习惯”为前提的。例如，多元文化主义一方面承认各种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既要交流，就必须预设一个交流的基础，即理查德·罗蒂所谓的“基本语汇”（finalvocabularies）。这种“基本语汇”必须是各种文化都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否则，各种文化之间就无法进行交流和对话。但巴巴暗示我们，这种“基本语汇”实际上仍然是以西方的观念和价值为基础的，所以多元文化主义名为多元，其实最终并未摆脱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巴巴认为，由于各种文化集团基本生存经验的差异，这种“基本语汇”事实上是很难获得的。例如“生”与“死”在不同文化价值系统中地位便很不相同，而像“婚姻”、“家庭”、“年龄”这样一些“基本语汇”，它们在英国剑桥和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顿的意义也完全不一样。某一特定文化用来理解和表征自身的符号很难透明地“翻译”到另一种文化中，对此巴巴明确地说，“意义远不是可以简单模仿，也不是透明的。”
但是，另一方面，巴巴所说的文化差异也不是绝对的，不能透明地翻译并不等于完全不能翻译，巴巴曾一再强调后殖民文化与前宗主国文化之间的“暧昧”性质，并从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等西方理论家那里借用了种种概念来表述这种暧昧性。例如，他从德里达那里借用了“处女膜”的比喻：“它既不是欲望也不是愉悦，而是属于二者之间；它既不是未来也不是现在，而是属于二者之间；欲望梦想刺穿，通过一种暴力行动冲**女膜，这种行为要么同时是爱与谋杀，要么处于二者之间，如果只有其中之一发生，那就没有处女膜了……它是一种运作，同时混和对立的双方又阻碍对立的双方。”[26] 巴巴在自己的著作中完整地引用了德里达上述比喻，但却未作任何进一步的阐述，大约是希望取得一种意在言外的效果吧。在他后期最重要的论文《后殖民与后现代》中，他引用了罗兰·巴尔特的另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立场。巴尔特在《文本的愉悦》中，把句子（sentence）与非句子（non-sentence）加以区分，对巴尔特来说，二者的区分是绝对的，非句子是“永久的、明显的、句子之外的成分”。巴巴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巴尔特的意思加以篡改。首先，他认为句子与非句子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连续的。其次，他把在巴尔特那里原本没有区别的非句子与“句子之外”加以区分，并指出这种“句子之外”处于句子与非句子之间，构成了二者之外的又一种选择，一种他所谓的“第三度空间”。和前一个例子的情形相仿，巴巴也未对这种“第三度空间”加以清晰的说明和界定，这种闪烁其词是巴巴刻意追求的一种文本效果，正像他同一篇文章中所说，在阅读他的著作时，“如果你单只在句子和注释中寻找，你将不能把握句子之外的杂交（hybrid）的时刻——它们既不完全是经验，也不完全是概念，部分是梦幻，部分是分析；既不是能指，也不是所指。”[27] 巴巴这种思想和写作风格给阅读和翻译他的著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也是他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不过，尽管巴巴的文字扑朔迷离，但如果细加比较和体味，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第三度空间”，还是“在……之间”（in-between）和他在分析殖民话语时使用的关键术语“杂交”在精神内涵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