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的答复是肯定的。他说：“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不仅改变了西方历史的方向，而且挑战它把时间看做一种进步的，有秩序的整体的历史主义观念。”早在巴巴之前，本雅明就曾提出一种新的历史时间观，本雅明说“历史是一种结构的主体，其发生地点不是同质的、空虚的时间，而是由当下存在来填充的时间……这种当下时间是……打破历史连续性获得的。”巴巴正是在本雅明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时差”的观念。[24]
法侬曾指出，黑人被承认为人是很晚才出现在西方话语中的，它是一个迟到的现象。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巴巴并不把这一迟到看做是纯粹消极的现象，而把它看做一种积极的因素。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基础，一种新的时间性（temporality），它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当下时间，巴巴把这种时间性称作“time-lag”。这个词在英文中的原意是时差，如莫斯科当地时间7时，在北京可能是当地时间15时，这种时差是由不同的空间位置决定的，它们之间并无先后之分。巴巴认为，文化不应该被看做一种认识论现象，而应当看做一种有制定权的阐释据点（site）。正是后一种解释“开辟了文化意义的其他‘时间’（time）”。[25] 巴巴用这种“时差”的观念取代了历史线性进步的观念，“时差”绝不意味着落后，相反，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视角、新的阐释可能性，所以巴巴说，这种“阐释的当下时刻”（enunciativepresent）可以使“被客体化的他者重新成为他的历史和经验的主体”。换言之，被殖民者可以利用这种“断裂”的时间性，把过去殖民主义者派定在他们身上的原始、野蛮、落后等文化身份予以推翻。把那些过去遭到压抑、遗忘和扭曲的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重新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
“时差”是巴巴后期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巴巴自己也说“这种断裂的时间性对于文化差异的政治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它为被殖民者重新进入历史叙述提供了一个阐释的基点。但是，如果我们要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场上重新撰写一部殖民关系史，仅仅依据一个“时差”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更加完整的历史学说和参考构架来理解和阐释历史。而这却是以巴巴为代表的一部分后殖民理论家很难提供出来的，他们否定了包括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历史理论，认为这些历史理论都是应当遭到质疑的“宏大叙事”。就巴巴而言，他既反对自由主义那种人类平等、四海一家的目的论，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将会取得最终胜利的目的论。他认为，任何一种目的论都会导致文化差异的消失，导致历史的终结，巴巴坚持的是一种“文化差异”的理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