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认为，在第三世界，女性不仅维持着男性工人的再生产条件，即在家庭这个非工作场所生产着工人的身体和寓居于身体中的、工人赖以出卖的劳动力，因此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最为隐秘的场所；同时还由于家庭劳作是一种由父权文化支撑的不付酬的过程，从而强化了男性的优越地位。并且，《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指出，“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54]随着女性逐渐走出家门，资本在寻找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只是找到了第三世界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同时也找到了廉价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中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而科技革新和在体力上更加容易的操作都使廉价的女性劳动替代男性劳动变得可能，不仅如此，这种替代带来的结果不再是劳资矛盾而是性别矛盾，资本从中脱身，欧洲则从中获利。[55]斯皮瓦克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跨国公司ControlData，在韩国拥有237名女工，1982年发生的女工们要求加薪的斗争虽然得到了美国公司总部办公室的谅解，但却遭到了韩国政府的拒绝。并且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是韩国的男性工人通过暴力攻击那些女工才平息了这场纷争。许多女工受伤，并且使两名女工流产。斯皮瓦克解释道，在多国贸易的角斗场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女性成为工人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些东方女性的手指更加柔软或者纤细，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廉价。并且像韩国这样的买办经济，“既不是社会化资本的必然的接受者，也不是社会化资本的代理人，其剩余价值还是在别处实现的。”她暗示，在剩余价值真正实现的地方，在那些原材料产地和初级加工地，这种现象将会更为明显。斯皮瓦克说，当韩国男人“扼杀”他们的女人时，美国的管理者事实上是心中清楚的。与此相反，一个美国的女财管员获得升迁使ControlData公司成为了“美国最开明的公司之一”。远距离遥控不仅遮盖了遥远的血腥味，同时也支撑了第一世界的文化再现[56]，使其具有了光鲜的外表。
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还不能看出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女性在一般的工作中只不过表现为一种性别文化生产下的廉价劳动，是一种性别中性化了的“劳动力容器”而已。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女性生养后代的劳动现在同样面临社会化的问题。当这样的劳动从传统的道德框架中解脱出来并被“自由化”，就像工人从他的生产条件中脱离出来变成“自由民”一样，一种最为原初的竞争就开始了，因为这里的商品是人。斯皮瓦克把这种劳动的社会化分为五个独特的类别：生育权、代孕、移置、人口控制和后福特时代的家政工作。[57] 她认为，女性那自我拥有的、再生产性的身体，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已经被计算进了平均抽象劳动之中，由于“自由的”经济胁迫而走上了社会化道路，包括性、繁衍后代以及养育等等。在《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上曾有一个公开的广告，高价收购学生的未受精的卵子。在社会化的威力面前，这些女学生变成了“自由劳动力”。斯皮瓦克问道，如果这些劳动真的像劳动力作为商品一样使用它自身的拜物教特征，并在社会化过程中使一切性别中性化，那会是公平的吗？并且她认为，这并非是要把充满痛苦的“孵卵器”同那没有痛感的“**库”进行简单的权衡。[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