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我们将会更加清晰地看到帝国主义危机控制的前现代性质。马克思已经指出过，资本的矛盾，决定了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永无休止的技术竞争和技术支出。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的方式之一就是尽量维持更多绝对剩余价值和较少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这正是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不仅把后殖民经济体的劳动规章和环境法规尽量维持在一种较为原始的状态之中，同时尽量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从第一世界接受那些陈旧过时的机器，使他们始终处在竞争的低端、始终处在生产更多绝对剩余价值的状态。斯皮瓦克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在今天处于被动的地位，正是基于发达国家野蛮的殖民历史，这一历史不仅破坏了殖民地民族工业，并且从中建立起今天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基础以及它对第三世界的石油等原材料的需求。发达国家必然通过技术控制的方式使这种价格低廉的原材料需求得到维持。此外，帝国主义不仅直接雇佣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把有较多绝对剩余价值和环境破坏性较强的产品初级加工留在第三世界。帝国主义的这种危机管理方式，斯皮瓦克称为前现代和后现代的“交织文本”，后现代不仅自我复制和自我生产，同时还在另一个方位上生产着前现代的东西。因此“任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都可能忽略第三世界这个黑暗的在场”。[51] 斯皮瓦克在这里重新强调了马克思的修辞性阐释：“工人创造了资本，工人是一个劳动力容器，是价值之源。”[52] 当我们从全球资本流动的整体分析，我们同样应该承认，“是南方国家维持着北方国家的高能耗生活”。
正是在重新考虑经济维度的基础上，斯皮瓦克批评了那种把文化和经济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她认为，如果以“避免经济决定论”为托辞，忽视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财富的来源——那劳动着的身体，那么他在客观上与帝国主义的同谋作用将会是不可避免的。斯皮瓦克暗示出，这正是西方某些左翼知识分子忽视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潜在的主体事实上已经不是“工人”，而是学者或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揭穿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是最好的介入方式。而在《资本论》时代，不管马克思在界定意识形态时所说的“虚假意识”究竟指什么，但他的目标直接就是“工人”，与“哲学家们”实践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不是一回事。对马克思的“工人”来说，告诫要简单得多，即不要相信资本家基于生产和金钱的任何解释，就像不要相信今天电视中说过无数次的“创造工作机会”一样。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它，而“这就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哲学思考的领域，这两者相关但不是相同的东西”[53]。
但是，斯皮瓦克并非要否定文化研究的话语力量，而是提醒人们注意到经济文本和文化文本相互交织的特性，而不是仅仅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在当今第三世界女性处境的问题上，这一点尤其明显。在斯皮瓦克看来，资本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不仅把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场所边缘化和距离化，并且由于第三世界父权文化的支撑，这种远距离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得到了野蛮的维持，从而使第三世界女性成了最为严重的双重压迫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