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0日晚，上海天气凉爽，约好到朋友家去聚会，看他们打台球、谈音乐、聊生活。我坐在96路公车上，思想在例行放空，行至一半，电子报站器吐出“瑞金医院到了”六个字突然把我喊醒了。杨立青就是在这里病逝的。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音乐上。
是下午得知杨先生逝世。杨先生在我眼里首先是一个作曲家，就像沃尔夫冈·里姆、格鲁伯或萨利亚赫一样。乐迷缅怀作曲家的方式就是找出他的音乐。面对着一整墙的大黄标、小红标、蓝红标和各色各国唱片，我甚至翻出了阿尔贝尼斯写的歌剧，却竟然连一张他的音乐也找不出。我想这是98%的中国现代作曲家共同面临的窘境，他们的音乐更多以长白山音像、旅游声像、山西音像、北光音像、内蒙古音像、广西民族音像、齐鲁音像出版的VCD闹哄哄、乱糟糟地在二线城市的某个超市的角落里积灰，或者以MP3的形式在音乐人的QQ之间廉价地飞来飞去。
就像在美国国土安全局的定义里“潜在的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音乐无法广为流传开来的作曲家等于没有音乐的作曲家，和“不会生养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的传统观点是一个意思。这也是一个产业链的悲哀。唱片界的长期不举、媒体的弱智无能、大众的审美白痴，也有作曲界的自命不凡，造就了一代学术界的作曲家、学院派的启蒙家、学生心中的教授、系主任口中的院长。他在不同人的眼光里排列出不同形状，就像三十六变的哪吒一样。在老师眼里他意味着加薪，在毕业生眼里他意味着饭碗，在学生眼里他意味着不挂科，在同行眼里他意味着少产。在我眼里他就是作曲家，虽然我只现场听过他的两部作品，而且还是工作需要：《引子，吟腔与快板》和《木卡姆印象》，让我留有印象但不会反复聆听的音乐。我不知道杨立青在大众眼里意味着什么，因为我无法代表大众。
我处于一个可进可退的独一无二的山崖。我与这些音乐家有着共同爱好但没有共同语言，也少有交集。他们与我既非师生也非同事，极少数是朋友但大多情况下只是认识。简而言之，我和他们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但我经常会以灵异的方式拜会那端，然后看到他们退去行政职位、学术光环和江湖地位后在大街上孤独游走的样子。他们通常并不希望看到我，但我的生活少不了他们。我是圈外人士，我得经常去圈内补充养分，就像鲸鱼不得不浮出水面呼吸，鹈鹕不得不栽入水里捕食。我算是个写乐评的，而且我写每句带有负面评论的文字时都怀着与被评论对象同归于尽的信念。我想，这就是我独一无二之处：我无所惧。
除去工作上的几次会面，我与杨立青先生的唯一一次交集，说来很偶然。一次2010年的国外差旅，我带了一张黑胶唱片回京。过了一周正好回上海探亲，就捎上了黑胶。因为黑胶怕压，我就把行李托运，手里拿着这张大大的唱盘在候机室当扇子晃来晃去，结果正巧看到杨先生，就上去搭讪，他也认出我来。他说他刚好在文化部开会，开完回上海，我就给他看了手里的唱片。那是一张CBS出的卢奇亚诺·贝利奥的黑胶，收录有贝利奥的《序列》（Sequenza）系列的几首，是我要送给沈次农前辈的礼物。杨立青一看到唱片就眼睛发光，在吵闹的摆渡车上东摇西颠着，顺便和我讲了一通《序列》的特色和贝利奥的音乐。我想他应该知道我那时正好在为“钟鼓奖”的事情对何训田穷追猛打。走上舷梯时，他把唱片还给我，我对他表示感谢，偶遇就这样结束了。我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他讲话时聚精会神的模样，却忘掉了他说的贝利奥。
朋友们打了一局台球。其中一位坐到钢琴前，弹出几个似曾相识的和声。他在练习陈其钢的钢琴协奏曲《二黄》，琴架上摆着B&H出版的总谱。那几个和声沁人心脾，没有乐队的铺垫，更加显出深邃长远的意境。于是我想到在去年也是这样一个穿着T恤和凉鞋的季节，陈雨黎的辞世，这是一位同龄人。六年前我正是在这位钢琴家于保利剧院的一场音乐会后的聚会中认识了陈雨黎，他说着一口让人羡慕的法语，至少比钢琴家好多了。我们互留了电话，同在聚会中的一位姑娘喜欢上了他，可惜天不遂人愿，另一个姑娘后来成为我的女朋友。那是我和陈雨黎唯一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他们还在打台球，我早早告辞回到家里，打开手机通讯录，看着这两个已经消失的联系人的姓名，默默删去。然后翻看着其他名字，前辈、师长、同事、朋友、前女友、送盒饭的、收快递的、搬家的、中介公司的，那一个个符号背后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