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区文化馆坐落在簋街的西边，隔着一条马路，中间有一个麦当劳。浓香四溢的簋街气场强大，从东直门一直骑车骑到文化馆，衣服和头发上无可救药地沾上各种满大街万州烤鱼和麻辣香锅的味道。
骑到文化馆放好车坐电梯到剧场，一股火锅气味越来越浓，肯定不是我的错觉。那时离开演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到早了，于是下楼逛逛，猛然发现文化馆一层有家火锅店，名曰“香天下”，剧场里浓郁的蒜香味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
虽然罗西尼也以美食家和烹饪大师著称，但闻着火锅的气味听歌剧，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那天是11月15日，国家大剧院里旧金山交响乐团和王羽佳的音乐会在澳门已经“略有耳闻”，快速赶来的李国玲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独唱音乐会的票次日才到，因此可以毫无顾虑地前去东城区文化馆，为李卫的第三届喜歌剧节开幕捧场。那天晚上演的是《帕老爷的婚事》（DonPasquale），虽然同一制作的乐队版半年前我也在厦门领略并写了评论，但我对李卫与时俱进的能力非常信任且好奇。结果果然在他的制作里发现了“江南style”的影子，而那是半年前的制作里没有的。
简洁的舞台上放着一个标志性的相框，从我2006年第一次接触李卫并欣赏他执导的《浮士德的沉沦》开始，相框每次都会出现在他能说了算的舞台上。我和李卫颇有渊源，他和我都干着和自己本行无所干系的事情，在私下都以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自居，他导演的歌剧我不是在北京就是在上海、厦门、广州或者杭州一部不落地看过，往往是拿到节目单后才发现他是歌剧导演，随后我给他发个短信表示祝贺，他会回个短信“￥%@×，你怎么才告诉我你来。明天有空聚一下么”？结果第二天都是不出例外地各奔东西。即使是这种擦肩而过的频率，对于两个精力旺盛的自由主义者而言，也已算相当不易。
2011年初春，芬兰Rondo杂志主编到访北京，经友人介绍认识后，希望我带他了解北京的古典音乐生态并做些音乐人的采访。我推荐了国家大剧院的刘超宇、中国爱乐乐团的李南，再有就是当时正在北京排《费加罗的婚礼》的李卫，希望通过一个臃肿而财大气粗的国家机构，一个强势但经常哭穷的官办机构和一个无畏但少人问津的私人机构，展现北京的宽厚、博大和不公。李卫在中华世纪坛的地下和主编神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也差点被他横飞的唾沫和精彩的吐槽喷死。这套应该是相当精彩的专题后来刊登在了2011年9月份的Rondo杂志上，可惜是芬兰文的，除了人名，完全看不懂。
东城区文化馆的剧场是一座多功能厅，当晚竟然也挤满了人，而且也都发出了几次真诚的笑声。舞台左侧，李佳佳穿着一袭低调的湖蓝拖地裙坐在钢琴前，舞台中央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后面放着镜框，上面吊着一块喷绘的背景布，这就是舞台制作的全部。我一直在想，如果李卫能拥有动辄百万级的经费来制作一台歌剧，就像幸运的陈薪伊或者李六乙那样，中国歌剧制作史会不会被改写？但显然，这种想法是多余的。
因为李卫已经在有意无意间改写了中国的歌剧演出史。他希望以喜歌剧，打造出融合滑稽戏的通俗和歌剧的美感的共同体，通过他独特的视角和编剧以及对音乐和唱词的忠诚，为这个自上而下缺乏反讽和自信的社会注入自我解嘲的元素；或者简单地说，就像此刻发生在东城区文化馆，先前中华世纪坛，再早是光华路五号的舞台上的：能够博君一笑的歌剧。在艺术层面，李卫正在中国开创社区中的歌剧文化。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本杰明·布里顿《诺亚的洪水》让中国听众第一次见识了“社区歌剧”的魅力所在。相仿的是，李卫尝试的是继郑小瑛在20世纪80年代入主中央歌剧院后力推中文版歌剧形成阳春白雪场面后的第二次西洋歌剧在大众社区间的复兴努力，并不以牺牲音乐格调和剧情完整性为代价，这是郑小瑛所没有做到的。其实这些都在改变歌剧在中国的“用户体验”，提高歌剧的“附加值”。
于是我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听着歌剧，突然就被戳中笑点了。
2012年12月《音乐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