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沈洋也火了。
2009年9月底上海交响乐团迎来店庆130周年庆典音乐会，三位歌唱家廖昌永、张健一和沈洋独唱，和郎朗与余隆同庆生。沈洋即使不是舞台上最年轻的一位，也接近幼齿排行榜的顶端。张健一中规中矩，标志着男高音生涯的余音；廖昌永底子好，虽然走穴殆尽但仍旧发挥出色，但只有在祖国我的母亲之类的歌曲中才如鱼得水；沈洋的梅菲斯托小夜曲的确是全场的最亮点，他的音域直逼廖昌永的中音区，却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表现力和爆发力。那几声邪恶的笑声在一些人看来过于矫揉造作，而我关注的是他眉飞色舞的脸部表情和声音同样变化多端。如果将沈洋的浓眉平移复制到嘴唇上的话，真是一个活脱脱的《阿凡提》里的巴依老爷。当然，对于25岁的沈洋来说，长八字胡，有的是时间。
我和沈洋可谓不打不相识。2007年他获奖后，我在《留声机》中文版上安排了一篇获奖报道作为头条，但却婉拒了一位上海作者写的热情洋溢的鼓吹文章。发刊后，在公共邮箱收到一封电邮，一个署名为“Knappertsbusch”的电邮地址，感谢我刊登沈洋的获奖新闻，但善意指出应该是“沈洋”而不是“沈阳”。如果现在《留声机》还在，我可能会因为提前2年预言小沈阳的走红而走上星探的道路。后来我才知道发电邮者就是沈洋本人。往后在北京的演出中多次与他擦肩而过。和他虽互通有无已久，但此次在上海却是初次见面，也是初次听他的现场。
25岁就登上大都会歌剧院舞台首演的沈洋拥有在亚洲都足以傲视群雄的履历。但我对他的了解确实更多来自周遭的乐迷朋友。沈洋是一个狂热的发烧友和唱片迷，在乐友圈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职业音乐家中，沈洋的同类实属凤毛麟角。这也奠定了沈洋的音乐修养和进步速度。
更神奇的是，沈洋混迹于不少音乐论坛和虚拟社区，比如人人网和Facebook，均化名汉斯或克纳佩茨布什，与乐迷讨论版本之道。
和他聊天是很轻松的事，毫无负担，没有代沟，兴趣相投。沈洋善于舌战群儒。一边坐着王卫，和他谈最为时新的马斯通（Marston）历史录音；一边是钢琴狂人达达，和他聊霍夫曼和里帕蒂。对面坐着我，和他聊我从厄温·科洛丁（IrvingKolodin）的《歌剧院百科》（TheOperaOmnibus）里批发来的大都会歌剧院的奇闻趣事。我很诧异沈洋竟然还触及了我的核心研究课题，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迈克尔·H.凯特（）著的《扭曲的缪斯——第三帝国的音乐与音乐家们》。桌子旁站着店家，和他聊红酒。
之前读过《纽约时报》采访大都会歌剧院乐团首席詹晓昀（DavidChan）关于红酒和音乐的关联，他说红酒和音乐都是无国界的语言。詹晓昀是品酒专家，沈洋也是。他从武康路的“小新天地”几家酒庄买了几瓶好酒，欲与我们分享。我却酒精过敏，滴酒不沾，无法享受个中趣味，还是时刻保持清醒为贵。店家熟练地将红酒倒入一个巨大的晾酒瓶，瓶胆上慢慢蒙上一层冷凝水汽。沈洋将酒纳入杯中，像电影《杯酒人生》（Sideways）中的男主角迈尔斯一样地品酒，随后吐出一连串对我来说如火星语言的法语和汉语形容词的混合体，就像我闻到夹着奶油和川岛酱味道的红酒气味。“品酒未必要把酒喝下去，可以过嘴而不入，这样也就不会过敏。”沈洋教导道，让我想起了抽雪茄但从不咽烟的魏松。
多明戈是沈洋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名。这位精力过剩的全能型音乐家很明显是沈洋在声乐界的第一楷模。其次是大都会二十多年的音乐总监莱文。“丹尼尔要我去柏林国立歌剧院唱法夫纳，被我婉言谢绝。我想我即使告诉普拉西多，他也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唱瓦格纳还太早。”事实上多明戈也是等待了很久才尝试奥赛罗和齐格弗里德，但他一直不敢在现场演唱特里斯坦，因为瓦格纳的确毁声不倦。然而沈洋的野心早已超越这些男低音角色。“我一直想登台指挥，指挥一部现代作品的首演。”他神采奕奕地说道。“就像现在的费雪——迪斯考？”我问道。沈洋朝我微笑，默不作声。如果他剑指多明戈，那有朝一日登上指挥台既在情理之中，也绝非难事。余隆曾经惊天地泣鬼神地预言过郎朗将成为中国第一位世界级指挥大师，就像希腊的米特罗普洛斯、韩国的郑明勋或者西班牙的阿坚塔（AtaulfoArgenta）。如今郎朗很可能面临一个劲敌。他和郎朗有着同样尺寸的自我、体魄和魅力，分别在背对着的两个山坡往上攀爬。
因为郎朗喝的是咖啡，沈洋喝的是红酒。
2010年9月《歌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