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地区的中古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国的历史发展极不平衡。中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有的国家则到了公元10世纪才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同时亚非封建社会的政体形式多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封建制度在亚非地区持续的时间较长，在很多国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东方文学依然保持着其多元性的特征；但整体看来，相较于上古时期，中古亚非文学取得了诸多明显的进步。亚非各国文学也因此体现出一些类似或共通的特点。
第一，交流频繁、共同繁荣。上古的东方文学，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仅限于几个文明古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到了中古时期，首先跨入封建社会的国家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对周围国家形成影响，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空前活跃起来。简言之，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增进，使得亚非地区的文学呈现出普遍繁荣的局面。
与上古文学相比较，中古东方文学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就思想内容而言，许多作家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表示愤懑，对人民的苦难寄予同情，体现出强烈的道德担当与人文情怀；在艺术表现和审美追求上，大部分作品体现出对和谐美的追求和鲜明的自然山水情趣。就文学体式来说，中古东方文学越发趋于多样化，各种文学体裁几乎应有尽有，而其中尤以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各国都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像波斯的三大诗人萨迪、菲尔多西、哈菲兹，缅甸的诗人兼剧作家吴邦雅等。
第二，三大文化圈的形成，使中古东方文学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板块属性。三大文学板块的形成，一方面有效地促进了亚非各国文化的发展，使许多国家在这个时期都涌现出了自己民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体现着由于政治、经济模式的相对落后，亚非地区的文化投送力较为有限。尤其是在中古后期，东方文学在整体上与西方文学的差距越拉越大。
核心国家经由辐射所达成的文化影响，使得这一时期亚非地区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其一是以中国为核心，包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东亚文化圈。这些国家的许多诗人、作家精通汉诗、汉文，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和汉化佛教学派影响，表现出浓厚的宗法制观念，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和“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其二是以印度为核心，波及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南亚文化圈。印度史诗和佛教故事在这些国家广为流传，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与原型，而“梵我合一”轮回报应的思想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国家文学创作的主题。其三是以波斯（伊朗）为核心，关涉中亚、西亚、北非各国的阿拉伯文化圈。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波斯语成为这些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
第三，民间文学蓬勃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但这同时意味着在中古亚非文学的构成中，作家个体作为文学生产者之文学自觉仍普遍处在比较模糊的暧昧状态。
民间文学成为文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民歌、民谣、民间故事、民间戏剧大量涌现。由神话传说演化而来的民族史诗，由民间故事和说唱文学演变成的小说，以民间寓言为基础形成的散文等，都直接影响了文人作家的再创作。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传奇小说《杭·杜亚传》，被誉为是马来民族的《奥德赛》；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葩。
第四，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有增无减。中古时期，伊斯兰教和佛教在东方各国广泛流传，很多国家将它们定为国教。与此相适应，宗教神学在很多国家越发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对作家的创作展现出更为强烈的影响乃至控制。事实上，三大文化圈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种族、语言等因素外，主要得力于宗教的传播与影响。儒家思想、佛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为各自文化圈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共同的价值标准。这些宗教的价值观念贯穿于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各种文学艺术的精神内核。宗教教义中的故事、人物、传说、歌谣等成为东方文学永不枯竭的母题。有的作品本身就是宗教的文献典籍或它的阐释文本，像阿拉伯的散文名著《古兰经》。有许多诗人本身就是神学家或宗教领袖，他们的文学创作很多时候直接出于宗教宣传的动机。
中古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日本的《源氏物语》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中古时期各国的诗歌创作成为当时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是世界各国家喻户晓的作品。《古兰经》至今影响着伊斯兰世界。这一时期东方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东、西方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