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祐科举为标志，元代策问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策问存留很少，且没有对命题和答卷的明确规范。而科举恢复以后，策问则主要受科举程式的规范和影响。
一、延祐科举前的元代策问
延祐以前策问，目前所见只有胡祗遹《试典史策问》2道、刘壎《策问》4道、刘敏中《策问》3道、吴澄《私试策问》12道，共计21道，仅占传世策问的1/10。这种情况，实与当时学校的考试制度相关联。科举实行前，元代在中央与地方都设置儒学，每年从生员中考选贡士，或充吏职，或任学官。根据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学定制，“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由“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再作讲说。此外还有“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俟博士判定，始录附课簿，以凭年终考较。[1]地方的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在至元、大德间，小学生员诵读《孝经》《小学》《四书》与《通鉴》，大学生员始习学《五经》，亦与国子学课程相同。地方的课试制度，是“每月从教官出题，或赋论、经义、史评之类”，“教官考较，逐月载籍，岁终计其分数，以考优劣”。[2]可知，此时科举未开，策试只是学校课试的多种形式之一，尚未受到人们重视，这应是前期策问保存很少的基本原因。
延祐前策问的另一特点是形式不一，尚没有对命题和答卷作明确规范，多依作者的身份、职任而各具特色。如胡祗遹《试典史策问》，是选任吏员的考试，故或责问官吏奢华，或探究考课失当，都关乎铨选时弊。[3]刘壎《策问》则主旨不一，有的考究经典抵牾，有的讨论历代赀选，甚至追寻善恶报应、鬼神有无，直接暴露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其长期担任地方学官有关。[4]至元、大德间曾任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的刘敏中，文集收录策问三道，其三云：
礼义以待君子，刑罚以待小人。是知刑罚之设，所以辅教化，成治道，有不得而已焉者也。而其用有轻重之宜，宽猛之别。或当轻而重，或当重而轻，或宽而太宽，或猛而太猛，于是顽纵之风形，惨酷之怨兴，而治道失矣。今欲使轻重得宜，宽猛适中，其亦有道乎？二帝、三王逮汉、唐而下，其刑法之得失，可以为法，可以为戒者，愿有以论之。[5]
与此相类，三道策题都文字简短，问题单一，在一二百字之间，分别考问国家用人、经费、刑罚等三方面时政。这样风格的时务策，又与当时国学生员的构成大有关系。
元朝的国学生员，主要是七品以上“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6]前期国子学，蒙古、色目生员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至元二十四年（1287）国子学制度规定：“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7]即国学生员由蒙古、色目、汉人三部分组成，而且最初是以蒙古、色目人占绝大多数。刘敏中的策问，即针对这些汉文化水平有限的国学生员而拟。不过，即便是简单的时务策，也仍然包含着历史的内容，生员需从二帝、三王直至汉、唐的演变中，寻求时政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