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1849年欧洲革命被镇压之后，欧洲大陆的情况是：奥地利因有尼古拉帮他镇压匈牙利革命而得救，新即位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又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尼古拉认为他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用尼古拉的话来说：“我说到奥地利时，也就和说到俄国一样。”[1]而“普鲁士是一个甚至在1849—1850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贰的唯一的附庸。”[2]法国经过1848年革命，刚刚恢复被破坏的“秩序”，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剩下一个最大的对手英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俄国派”（一部分托利党的保守贵族，主张联俄反法）。尼古拉一世踌躇满志地以为，在欧洲大陆上，他可以依靠普奥的忠顺，孤立法国；再同英国缔结一个协定，迫使土耳其完全屈服于沙皇的意志。这是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进军，夺取“沙皇格勒”以实现先朝遗愿的大好时机。
但是，尼古拉一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看不到19世纪中叶欧洲形势的本质，也无视俄国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如恩格斯所分析的：“（1848年）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分；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衷于［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3]
19世纪中叶，工业资本主义已经在英、法取得完全统治，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取得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斗争尖锐化了。英国在四十年代已完成工业革命，五十年代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对土耳其的商品输出，1850年比1840年增加一倍半以上。尼古拉一世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野心与英国资产阶级对亚洲市场的追逐发生尖锐冲突。
奥地利本应感激尼古拉一世的“救命之恩”。但是年轻的小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在华沙会见沙皇时的恭顺，并不能掩盖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对立。因为俄国的扩张不仅影响了奥地利控制多瑙河航运的企图，而且阻碍了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经济渗透，同时也加剧了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运动。
法国原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老对手，19世纪中叶，由于国内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觊觎埃及和叙利亚。而路易·波拿巴上台称帝时，又因尼古拉在贺信中不愿称他为“拿破仑三世”（因为维也纳会议曾剥夺波拿巴家族当法国国王的权利）而使俄法关系闹得很僵。
至于普鲁士，因沙皇阻挠德国统一，使资产阶级非常不满，而普鲁士政府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也不那么积极，不愿充当俄国的同盟者。
尼古拉一世因1848—1849年用刺刀取得的胜利而昏头昏脑，实际上，他在即将到来的列强之间的角逐中所面临的形势是完全孤立的。不仅如此，沙皇的政策还遭到欧洲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对。国内农奴制危机又极为严重，工农业生产落后，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农民运动、民族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动使政局不稳。但是，国内危机愈加尖锐，尼古拉一世就更加指望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4]尼古拉一世的东方政策更加活跃起来了。
1849年8月25日，沙皇政府和奥地利政府照会土耳其苏丹，要求引渡匈牙利和波兰革命流亡者（1848年革命被镇压后有三千六百名匈牙利人和八百多名波兰人流亡到土耳其），并以战争相威胁。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的地中海舰队于1849年1月以“天气不好”为借口开进了达达尼尔海峡。尼古拉见势头不妙，撤回了这一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