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2]城市扩张中最迫切的就是对城市周边土地的需求。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对土地的需求日益高涨，农村土地的城市流转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现象。土地大面积的城市流转是世界各国发展城市化过程中无法绕开的课题。由此引发的土地问题也成为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近代西方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传统社会和生活结构的巨变，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祖祖辈辈以农业为生的农民，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逐渐向工业城市迁徙。不管是自发还是被动，农民的城市迁移在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各国的种种问题。为避免城市化发展中产生的种种困境阻滞城市化的发展，各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予以化解。本节将细述各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典型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3.2.1 英国——土地集中与立法干预
英国是世界城市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借助工业革命的力量，加之两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得以创造。在这个基础上，英国率先开始了其城市化道路。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圈地运动并不是英国城市化发展的最直接原因，但是圈地运动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农村、农民以及城市都受到了影响。
3.2.1.1 土地高度集中与农民生活困苦
英国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程度在19世纪超过了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英国土地的高度集中，一方面是其中古封建遗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归功于持续3个多世纪的圈地运动（见表3-2）。
表3-2 英国的圈地进程
英国的圈地运动不仅是贵族、大地主的行为，在18世纪甚至得到了议会的支持。议会圈地成为当时的主要特征。议会通过的圈地法案逐年猛增。在18世纪的前50年，每一年代通过的圈地法案的数量还较少，分别为1项、8项、33项、35项、38项，到后50年就迅速增长起来，每一年代的数量分别为156项、424项、642项、287项、506项。19世纪初的10年间，议会圈地法案更是颁布了906项之多，其数量可见一斑。[3]所圈占的土地不仅包括农村中的公用地，还包括农民的私有地。据著名农业史专家托尼（Tawney）的估计，1600年诺森普顿郡2个庄园的256名农户中，有129名所耕作的土地不足10英亩，约占总数的50.4%，其中30名根本无土地，约占总数的11.7%。[4]到19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圈地总面积约650万英亩，约占英格兰总面积的20%；在1780—1820年，土地所有者人数减少了40%～50%。[5]到19世纪，英国土地的高度集中程度已经为世界所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