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29年亚得里亚堡条约以后，多瑙河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粮食大量出口，成为俄国粮食输出的有力竞争对手，而俄国从它在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和勒因运出的小麦，在1837—1839年则减少了几乎两倍。[19]俄国《内务部日志》针对两公国的出口竞争问题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一想到这里的港口以及南俄和西部俄国这些占优势的农业的未来命运，因忧虑而不由得内心紧缩起来。”[20]但是，由于1829年后俄国在政治上扩大了对两公国的影响，特别是对多瑙河口贸易的监督，这种政治地位不仅使俄国有可能决定从布勒伊拉和加拉兹运往奥德萨的粮食，而且能够借此施以压力，因而大大减轻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粮食竞争的不利后果。所以，南俄的地主和南部港口的俄国商人，极力推动沙皇政府推行向黑海巴尔干大力扩张的政策。这不能不与土耳其、奥地利，英国产生尖锐的利益对抗。在多瑙河公国的问题上更为显著。1853年7月，俄国出兵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是导致土耳其对俄国宣战的决定性因素，而正是俄国对两公国的占领，也决定了奥地利对俄国的“背叛”。这里除了“利益”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对土耳其的贸易，在英国之后居第二位。战前平均每年（以1846年为例，因为当时有相对完整的统计）输出到土耳其的商品为24989000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入的商品为52867000法郎。英国战前输出到土耳其的商品平均每年5800万法郎，并且还有经土耳其属地运往波斯的商品每年5000万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入商品为3000万法郎。
克里米亚战争使法国对土耳其的贸易额大大提高了。从1836年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1856年，这二十年内，从法国输出到土耳其属地的商品从1700万法郎提高到9000万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往法国的商品（主要是原料）则提高到更大的程度，即从1950万法郎提高到13200万法郎，可以断定，战争急剧地加强了法国同土耳其和立凡特地区的贸易。作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线“圣地争端”，对于拿破仑三世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但是，这次战争为法国资产阶级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这同样是不待言的。
奥地利对土耳其的贸易额在英、法之后居第三位。战前平均每年输出到土耳其的商品为2600万法郎，而从土耳其输入的为4250万法郎。奥地利对土耳其属地的经济渗透，主要是在与其毗邻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首先是多瑙河两公国。所以，奥地利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在这里。俄国对多瑙河口的控制，早已引起奥地利的不满。奥地利的商人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十数年间，一直不断地向本国在这些地区的领事们诉苦，但是在1848年以前，梅特涅只能客气地向尼古拉一世暗示一下多瑙河两公国对于港口的主权，而在1849年尼古拉出兵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以后，奥地利更加谈不到保卫它在这一地区商业利益的外交斗争了。但是，利益的对立日益加深。当1853年俄国直接出兵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时候，奥地利出于自身的利害，不能不坚决反对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尼古拉一世的“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