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以看出，1825—1852年英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货物增加了七倍多（最高数字是1848年，达到11186524镑），而英国从土耳其进口的货物中主要是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特别是英国从土耳其（包括多瑙河公国及埃及）进口的粮食迅速增加。自18世纪以来，英国进口的粮食主要购自俄国，19世纪40年代以后有了变化。1852年统计，英国从俄国进口的粮食是957000俄石（1俄石=209.21公升），而从土耳其（包括多瑙河公国和埃及）输入的粮食则达1875000俄石，几乎超过俄国一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进口的最高级的好麦子则几乎都是俄国的。在1852年从俄国进口的957000俄石粮食中，有706000俄石是小麦）。而英国进口的粮食（包括从俄国进口的）又大部分都是经过土耳其的黑海海峡运来的。据战争前夜的1852年统计，英国进口小麦有59%要经过黑海海峡运送。[13]所以，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有日益增多的去近东的商人和旅行者，回来后鼓吹土耳其在商业上和战略上对英帝国的重要性。
第二，研究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不要忘记40年代英国占领印度这一事实。克里米亚战争问题，对英国来说又与印度问题密切相关，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勋爵在战争前夕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在多瑙河阻挡俄国人。我们将不得不到印度河去阻挡他们。”1849年英国吞并旁遮普邦后，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印度对于英国的意义，已有“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这一恰当的比喻。但是英国到印度去的道路，一直是一个问题，因为绕过非洲南端开普去印度的航船要5～8个月才能到达。第一艘蒸汽船“企业号”从英国经开普到加尔各答航行了一百一十三天，而且这一路又要冒极大风险，常常是全部货物被风暴吞没于大海，有时沿线还要遇到海盗。因此，还在1784年，就有以乔治·巴顿为首的少数英商在探寻通往印度的捷径。[14]到19世纪30年代，随着东方贸易的增长，频繁的往来，这个问题更加急迫地提到英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下院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选择一条通往印度的捷径。当时，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在苏伊士海峡修一条运河，另一个是水陆联运，自地中海东岸修铁路，经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湾，这是一条更短的路线，这一条线不仅更直、更短，而且可以避免通过红海和阿拉伯海（那里一年有四个月的强烈季风）。帕麦斯顿就是这一路线的积极支持者，他曾反对修运河的方案。这两个方案涉及的地区主要是土耳其苏丹的属地。因此，自30年代以后，英国对外政策更加注重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与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它不能吞并的时候，它就极力维持现状（StatusQuo）。
第三，英、俄在中亚和波斯的贸易战，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激烈的程度。1841年10月2日，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布鲁姆非尔德写给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的报告说：“在欧洲一致认为，俄国的工业制品是粗劣的，因而它唯一能找到的销路是亚洲；而俄国给本国手工工场实行保护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排挤英国在东方的更多的廉价产品……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接近对英国的贸易有深刻影响。”[15]英国商人对中亚国家，波斯及黑海沿岸（那里的毛皮、畜牧产品、铁制品等）的贸易，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与俄国商人进行竞争。英国在特拉比曾德和埃塞鲁姆的外交代表和英国大商人都向伦敦有关方面报告。在1845—1846年后，俄国给予英国对波斯贸易的打击，已提到重要位置。而且，如果俄国再破坏了土耳其的独立，英国将完全失去黑海贸易，英国对波斯（特别是对波斯北部的富庶省份）贸易将被割断。因为经波斯湾到北方去要经过浩瀚的盐咸无水的沙漠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