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克里米亚战争过去四分之三世纪以后，才有人对克里米亚战争前的经济情况作出分析，这就是普尔伊尔在1931年出版的《英国，俄国和海峡问题》和1935年出版的《远东的国际经济和外交》。他揭示了英国在近东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近东总是在整个英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0]，同时直率地指出：英国努力把俄国从近东市场、把法国从埃及排挤出去，并加强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普尔伊尔的著作曾被R.J.克纳评论为是“对克里米亚战争经济背景的第一次彻底的分析”。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所谓“第一次”的提法显然是政治偏见。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做出深刻分析。第二，普尔伊尔所提的经济背景，只是讲列强在近东的经济矛盾，还不是论证战争的原因。例如，关于英国把法国从埃及排挤出去，就是同盟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他强调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列强争夺在近东影响的斗争，而是英、俄争夺印度的斗争。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塞顿·沃森的《不列颠在欧洲》，坦帕利的《英国和近东·克里米亚》，虽曾利用普尔伊尔的某些分析，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战争的经济原因进行认真探讨。相反，坦帕利等人却认为“战争总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个观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找不到支持。国家的雄心壮志、竞争和恐惧，是推动各国走向已被证明为一切严峻的斗争的动机。”[11]他们在这里把心理因素提到战争原因中的决定性位置，显然是因果混淆，本末倒置。人们要问，究竟是什么决定这些“雄心壮志”等等动机的呢？大量材料证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什么“国家的雄心壮志、竞争和恐惧”，归根到底，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所驱使（当然这里并不排斥某些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个人因素所曾起的作用，那是需要另外加以论证的）。下面，我们就几个主要国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法国）在近东和巴尔干经济利益对立的主要事实作一分析。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及战争期间，英国的东方政策是政治与经济利益密切联系的最典型的现象。英国东方问题学者F.E.贝利甚至指出：“英国对近东问题政策的发展，在希腊独立战争到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时期是历史和经济相互密切联系的最好榜样。”[12]他举出这样一个事实；1827年，坎宁曾与俄国合作干涉希腊独立，而25年以后，帕麦斯顿与罗素甘冒与俄国战争的风险去“防止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能够说明这一变化的，在极大程度上是经济事实。简单说来，就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这25年间，英国对土耳其的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英国在东方与俄国对抗，并最后导致宣战的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19世纪上半期，英国国内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到40年代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扩大市场和原料来源地，对东方的贸易迅速增加。英国对土耳其贸易增加情况可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