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856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以英、法、土耳其（后来有撒丁王国参加）为一方，以俄国为另一方。这次战争是欧洲列强在近东长期争夺的结果，是他们在“东方问题”上多年酝酿的矛盾的爆发；同时它又是19世纪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转折点，并对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对欧洲、亚洲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问题。
一百多年来，欧、美及俄国学者对这次战争进行了大量研究，公布过许多重要资料，也发表过不少专著。[1]这许多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和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因为对战争起源与战争责任问题的研究，与研究者所持的政治立场与态度有密切联系，因而总是不能不受一定的限制。比如西方有些著作在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的原因及责任时，只着重揭露尼古拉一世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野心。而另一些以较为“客观”的立场和面目出现的著作，也受其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影响，或者限于从外交活动和文件往来中考察交战各国政治活动家的动机；[2]或者从公众舆论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去捉摸战争爆发的原因；[3]因而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指控总是很难令人信服。于是，有的著作尽管做了大量研究，最后只能得出“所有主要强国都希望和平”[4]的结论，而把战争的发生归之于领导人的误解或者判断的错误。20世纪30年代，英国“东方问题”专家，研究克里米亚战争的著名权威H.坦帕利感到这个问题的棘手，他只好宣称：“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还没有被完全揭示。”[5]苏联学者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问题的研究，都是着重揭露拿破仑三世的“战争阴谋”和英国的“狡诈外交”（特别是指责帕麦斯顿和斯特拉福德·坎宁子爵的煽动）。塔尔列院士的《克里米亚战争》一书，曾引用大量经济材料，在分析战争的经济背景上还是比较好的，但书中也是强调英法的责任为多。
因此，对克里米亚战争经济导因的认真研究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战争的真正责任和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在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要求。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排除思想动机、心理状态、战略目标等因素在引起战争中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归根到底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为背景，并直接或间接由这种利益所决定。“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6]而一定的政治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研究战争的起源，自然首先要研究引起战争的经济利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