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一方面市场中可被用来支配的资金来源更加多样、全面；另一方面市场本身在供求关系的调节、资源配置的优化、竞争机制的激发等方面的优势都促使我国经济朝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电影行业也由此转轨，开始向市场化、产业化、发散化迈进。
1993年国产影片的产量下降50%，观众人数下降60%，票房总收入下降35%，发行收入下降40%[1]，电影行业的改革迫在眉睫。原广播电影电视部于1993年1月5日和1993年5月31日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简称3号文件）和《电影行业机制改革方案实施细则》。在两项文件的刺激下，投资的多元化使得电影业短期内焕发活力。当年2月，陈佩斯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其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投资拍摄了四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临时爸爸》（1993）、《编外丈夫》（1993）、《孝子贤孙伺候着》（1994）、《太后吉祥》（1995）和《飞来横福》（1994），公司注册资金也由当初的100万元积累到了400万元。[2]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得一些副作用显现，大量靠视觉卖座的武打片、警匪片和枪战片扎堆出现，忽略了我国电影历来保持的人文传统和对影片艺术性的开掘，在创新文化主体、人文自觉性和涤**人的精神方面贡献甚少。对此原广电部电影局于1993年9月10日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厂向社会筹资拍摄故事影片管理的规定》，对制片厂和投资者的义务和责任做了规范和指导，以保证电影在思想性、艺术性和技术上的质量。
1994年原广电部电影局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简称第348号文件），从1995年1月1日起拥有发行权的单位有权向全国21个省、市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发行经国家电影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并颁发准映证的影片。电影流通领域的逐步放开使得原本受地区版权垄断、发行层次冗杂等弊病羁绊的电影行业又向前迈进一步。民营电影公司投资的一系列影片成为1995年的发行精品。《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山西和四川的放映权共卖得100多万元；《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北京、上海创造了各超400万元的成绩；《红樱桃》更是以上海700万元、北京400多万元、广州200万元成为当年票房的佼佼者。[3]1996年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影片。作为一部对电影实施全面管理的重要法规，能够鼓励电影投资的多元化，对于民营电影企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信号。为迎接香港回归而拍摄的《鸦片战争》耗资近1亿元，在当时创造了投资金额的新纪录，而其全部资金是由民间——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上海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筹措而得。谢晋导演表示，充足的资金使他“能够在营造历史环境、塑造历史人物方面得心应手，使影片具有一种具体而可信的历史真实感”[4]。当年为拍摄影片所搭建的拍摄基地“19世纪南粤广州街”，成为横店影视集团（隶属横店集团的第三产业之一）的最初创业的基础。现在该集团已是一家集影视拍摄基地、影视城旅游、影视投资制作放映等为一体的大型民营电影公司。[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