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并非所有的数字化革新都能为企业带来直观的收益，2006年国内第一家民营全资数字电影院线“北京时代华夏院线”在运营一年后，受到自主知识产权数字电影播放机的危机，于2007年5月18日放弃对数字影院的经营。这一经验提示我们在大规模进行数字化革新的道路上仍需要小心谨慎，要针对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设备和技术的投放，避免造成资本的浪费。
（二）电影经济超越票房经济的产业构想
如果说2008年中国电影业的票房井喷，实现了电影产业化的全面突破，那么2010年电影院线公司的快速发展则成就了电影消费和电影文化新的高度。站在21世纪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起点看，民营电影公司对中国电影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由于院线制的改革，民营资本可以自由发挥其效应，参与到中国电影全面复兴的进程当中。这一段探索的道路，其中的意义不在于多大程度上带动了经济建设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需求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电影经济超越票房经济，激活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巨大潜力。
电影作为创意产业，以新知识经济中的新媒体技术为发展背景，其创作个体和相应的文化工业共同构成了电影创意产业的主体。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水平。而电影，负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它的产业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实力。我国在经历了十余年的产业化道路的探索后，电影创作更加应和时代的要求与审美的趋势，实现了“从意识形态话语向艺术娱乐形态的转型”[1]。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在当今文化消费生活中更为凸显，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介入到电影的生产活动中。我国建构现代电影市场体系的任务更加紧迫，无论是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市场轨迹，思考新阶段的电影产业战略。2009年华谊兄弟影业公司在创业板上市，2010年10月26日华策影视登陆深圳A股市场，12月9日博纳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蒸蒸日上的民营企业以国产电影为跳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进而拓展了企业经营的思路和理念。2012年，万达成功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在经济下滑的时期，这些背负债务但品牌影响力大的国外院线看似将成为万达的经营“包袱”，实则恰好形成了“价值洼地”，使万达的盈利点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提升。这些民营资本积累下来的种种经验，也说明影院投资环境受到经济、社会等各项因素的制约，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借鉴韩国的电影市场探索的经验：2001—2006年，韩国的电影观众增长了72%，而与之并不协调一致的是影院的数量却增加了225%，足见影院投资的回报周期漫长、效果滞后。当下，我国正处于电影黄金发展期，更应该警觉、防患这种市场风险，从释放消费潜力抓起，激发国企院线的活力，促进整个行业市场化竞争的良性循环。
2012年年初，国家颁发的《“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增强文化传播渠道建设能力，加快电影院线建设，大力发展跨区域规模院线、特色院线和数字院线。同时，加快文艺演出院线建设，推动大中城市文化经营场所连锁经营，推进中国电影企业转变经营思路，鼓励行业内的多元化发展，不断增强民族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到2012年年底，全国城市院线数增至46条，比2011年同期增加7条，内地院线票房实现连续4年增长，2012年增长幅度高达17.9%，创下历史新高。纵观整个电影产业，院线的良性运营必将带动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发掘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新的市场空间是新阶段院线发展的要点，选择与自身资源符合的竞争策略是院线发展的关键。现如今中小城市爆发的市场潜力已经得到印证，进军投资的业外民营资本也不再只有房地产一家，我们在电影结束时长长的字幕名单上，发现越来越多的银行、矿业、珠宝业、出版业和新兴的网络行业等知名企业品牌的身影。当一线城市银幕密度渐渐饱和，二三线或三四线城市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众多院线品牌开始借助新的扩张战略打造自己的局部优势和规模效应。随着影院投资热情的释放，影院和银幕数量的快速增长趋势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单个银幕的产出如何回升？如何在追逐利润的前提下坚持放映技术的更新？如何在层出不穷的团购、网购、会员策略下坚守服务的水平？这些都是每一个院线品牌长期化发展应该思考的路径与紧紧牢记的经营宗旨。电影的媒介力量在新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更为强大的传播力量，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力量更多聚焦在影院放映的电影中，影院能够带动国产电影实现卓越的票房成绩，优秀影片拓展影院多层次的消费空间，使制片、发行和放映各自的产业效应联动起来，共同拉开电影经济时代的大幕。
[1] 丁亚平：《论民营电影公司与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