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这些政治人物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其实却都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向捷克秘密警察互相揭发）。戏剧从政治制度向解放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摇滚乐就是自由精神的代表。[128]1967年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唱片以《黎明门前的风笛手》命名，似乎是神话人物的潘其实就是西德·巴雷特。后来，西德·巴雷特年纪大了，依然我行我素，行为不大检点，他由埃莱诺的女儿埃斯米以及埃斯米的女儿爱丽丝照顾。宇宙塑料人乐队体现了与巴雷特相同的原则，但是在政治背景下，他们对社会准则的挑战就会促成解放运动的爆发，因为他们完全存在于任何制度之外。他们是政府的反对派（就像异端裁判所时期的异教徒），玩弄官方规定，而得以一直保持现状。剧中，雅恩在一次发表主张中声称：
宇宙塑料人根本不在乎，他们是无法收买的，他们是从另外的地方，从缪斯来的地方来的。他们不是异教徒，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
这时舞台上的灯光全部熄灭，随之响起滚石乐队演奏的《钟爱摇滚》音乐效果加强了话语的力量。场景切换的音乐也可以用来表明时间的变换。然而事实上场景的切换和时间框架几乎不对应[129]——每一场戏的名字或者与主题相关的抒情乐形成对人物活动的评价。一个捷克理想主义者伴着背景音乐“地下丝绒”[130]的《我正等那个男人》而展开回归祖国的幻想，而紧接着俄国坦克开进捷克的场景粉碎了他的幻想。1990年滚石乐队在布拉格音乐会上演奏的《你让我摇滚》[131]不合时宜地作为该剧的终曲和最后幕线。此时，埃斯米移居别处，追随青少年时期对雅恩的爱慕之情。
两组世界的重叠——政治和摇滚，牛津大学和布拉格，突出了1990年和现在之间的联系，同时，双线并行也使捷克上升的轨迹和英国下降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英国有爵土乐的传统。场景转到剑桥大学（为了埃斯米），斯托帕德的捷克主角被劝离开：“这儿的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勇气。你还在这里的时候，喝的水里就添加了顺从的民主。”一些批评家意识到，同时展现两个世界的“斯托帕德暗示，当捷克人在为他们的自由而不屈不挠地战斗时，我们却任由我们的自由从手里溜走”。
也许2004年阿兰·贝内特的成功暗示着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戏剧形成了一场运动。《历史系男生》代与代划分在许多方面都有意识地批判了英国戏剧的新声音和“古老卫士”之间的竞争。从一个角度来看，本文讨论的黑尔、斯托帕德、斯塔福德·克拉克以及贝内特创作的戏剧无论是根据作者的年龄还是在国家大剧院（《灾难临头》）或者皇家宫廷剧院（从50年代开始皇家宫廷剧院的职能就相当于国家剧院，《和恐怖分子对话》、《摇滚》都曾在该剧院上演）上演的事实，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戏剧权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剧作都以固执的、务实的方式探讨当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建立了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新标准。这些剧作都讨论极具时事性的话题，字里行间**洋溢，并以不同的方式有力地说出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政治妥协和对话的重要性、对伦理道德责任的迫切需要和自由的本质。同时这些剧作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文献记录戏剧新风格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创作风格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