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因显然是一个“传统的承继”问题。纵观这一时期的随笔、小品，古典传统的影响已渗透于作者的体验方式与笔墨趣味之中，周作人所倡导的“文抄公体”的随笔，更是明显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笔记的启示。而40年代的散文家们的得天独厚之处，还在于，他们同时又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滋养。除了批评家已经指出的周作人之外，也还有何其芳的影响。英国风随笔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这一时期也有过专门的介绍。而这一时期散文的“个人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作家们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以“我”为主地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达到外在影响与作家个人内在精神的统一，这在周作人、张爱玲这样的成熟作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散文艺术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促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相对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学期刊、文学市场对推动散文创作发展的作用。
但四十年代沦陷区散文的发展更深层的动因，却来自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这自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却是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到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在四十年代，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在沦陷区，当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受到了政治的压抑，个体生命意识就被推于文学图景的前景位置，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凸现。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里，曾将文学分为“民族的集团的文学”与“个人的文学”，而称小品文为“个人的文学之尖端”。说明了四十年代沦陷文学的个体关怀在小品文的文学体式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艺术表现。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散文，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并非不重要的区别：同是“个人的文学”，但五四时期散文中的“个人性”是以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为其背景与动因的，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而40年代沦陷区的散文则是战争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怀与探寻，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谢茂松、叶彤、钱理群：《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40年代沦陷区散文概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1）。
3.延安代表着一种由批判文学向肯定文学的转折。毛泽东断然宣布，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在批判对手方面，政论散文在过去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应该为那些帮助歌颂自己的人的文学形式所取代。相反那些特别富于干预精神的代表如丁玲则主张，政治散文不但会继续有效，甚至是必需的。她和其同道者把杂文看作武器，文学根本上就是针对自身和别人的战斗手段。然而，自我批评是可以的，批评却是让人难以容忍的。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