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布料即使再华美，如果带来了饥饿和不幸，也毫无美感可言。
——圣雄甘地（MahatmaGandhi） 印度活动家
可持续性是对质量的新定义。这是奢侈品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新常态。
——弗朗索瓦·皮诺特 开云集团首席执行官
前文讲了奢侈品时尚的方方面面，从其魅力、社会地位、时装秀、艺术化、街头服饰到奇异的经济现象，那么它的弊端有哪些呢？时尚产品的生产和推广引发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最广为人知的是薪酬低、雇佣童工、缺乏就业保护、化学污染和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见于孟加拉国、印度、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等国，比如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RanaPlaza）的大楼坍塌事故，导致楼内的服装厂中有1127人死亡。
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都与平价时尚和快时尚的生产有关。众所周知，这些时尚公司不断向生产厂家施压要求让价，同时要求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普拉托市是意大利的服装和皮革制品重镇，其历史可追溯到12世纪。1992年，中国移民来到普拉托，当时许多意大利工厂面临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低成本竞争，陷入财务困境。中国企业家重新开放作坊和工厂，从中国进口布料，模仿意大利时装设计，工作时间很长，生产的服装都贴标“意大利制造”。
意大利的大型时装公司都有自己的打版工厂。时装公司首先将缝纫工作计件分包出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包模式已经扩展到中档品牌的裁剪和缝纫，而意大利工匠传授高端技能。据报道，到2010年，来自温州的意大利籍华人生产的服装、配饰和手袋已遍及古驰、普拉达、芬迪、巴黎世家、圣罗兰、迪奥、菲拉格慕和香奈儿等品牌。在这些工厂生产的部分时装配饰会被运往上海和北京。
也是在2010年，时任范思哲董事长的政治家桑托·范思哲（SantoVersace）提出一项法规：如果一件时尚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有两个步骤在意大利完成，就可以贴上“意大利制造”的标签。因此，这个术语并不一定意味着“由意大利人制造”，也不一定意味着“由熟练的工匠制造”——尽管成品必须通过品牌检查员的质量检查。普拉达解释说，其产品“凭借与意大利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渊源而脱颖而出”。
发达国家还面临着一个与中档时尚就业相关的问题。这类案例集中出现在茱莉娅·门西蒂耶里（GiuliaMensitieri） 2018年出版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工作》（TheMostBeautifulJobintheWorld）一书中。她在4年的时间里收集了50个员工的案例进行研究，剖析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奢侈品时尚产业对创意工作者的压榨。门西蒂耶里的结论是“……时尚界有一个矛盾的规则：一份工作越是能积累名气，越是能带来象征性和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创意工作者的报酬就越低”。其中一个案例研究是关于“米娅（Mia）”，她是一名造型师，其部分薪酬是奢侈品品牌时装的购物代金券。米娅买不起房，她睡在朋友家，常到麦当劳解决吃饭问题。
当米娅受雇于奢侈品品牌参与时尚摄影时，她乘坐商务舱，住豪华酒店，在高级餐厅用餐。等拍摄结束，米娅会拿到一张价值5000欧元的代金券，可以在品牌门店购物时使用，也纳入正常收入范围征税。米娅本可以打折出售她的代金券，但在时尚界工作，意味着她需要穿戴奢侈品品牌服装和配饰。
在关于奢侈品时尚行业的文献中，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薪酬微薄的时尚工作者和T台模特的部分报酬并非以金钱形式结算——通常只是沾沾品牌的光环或有接近著名设计师的机会。没有哪位奢侈品公司的高管否认过门西蒂耶里书中的故事。人们对此的普遍反应是借用卡尔·拉格斐鞭辟入里的那句话，“时尚是完全不公平的。没别的，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