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傍晚，宛平城指挥部。苏国生站在李宏的作战室里，把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放在桌上。
李宏站在桌前拿起报告翻开。第一页是目录，第二页是涉案人员名单，第三页开始是详细的证据链。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五页的时候手指停住了，翻到第八页的时候眉头皱了起来，翻到第十二页的时候把报告合上了。他没有看完，不是不想看，是再看下去怕自己压不住火。
“你说。”
苏国生的声音不高，像他平时说话一样平稳：“从野战医院的物资倒查回去。磺胺过期一年零九个月，生产批号显示是河曲第一制药厂民国二十九年三月的批次。按流程，这批磺胺应该在民国三十年九月之前就销毁或退回原厂返工。但它没有被销毁，也没有返工，而是被重新打上了新的生产日期，从太原后勤处的仓库发往前线。”
“重新打生产日期，谁干的？”
“太原后勤处仓库管理科科长，姓孙，已经控制住了。他交代，打新日期是后勤处物资调配股股长授意的。物资调配股股长姓周，我们把他控制住以后，他交代的不止这一批磺胺。从民国二十九年开始，经他手重新打日期发往前线的过期药品，磺胺、青霉素、血浆粉，共计十四批。绷带和棉花发霉变质后重新晾晒打包再发往前线的，共计二十余批。手术器械生锈后用砂纸打磨重新涂防锈油当新器械发出的，共计六批。”
李宏的手按在报告上，指节一点一点泛白。
苏国生继续说：“周股长交代了他的上线。后勤处副主任，姓朱。朱副主任负责整个物资调配的审批流程，重新打日期的物资要出库，必须有他的签字。我们查了朱副主任的银行账户，没有大额存款。但他妻子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小舅子，在太原开了一家医疗器械贸易公司。这家公司从河曲制药厂和太原纺织厂进货，然后转卖给后勤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三成到五成不等。朱副主任的小舅子交代，公司利润的四成，通过现金方式返还给了朱副主任。累计金额，折合现金约八十万元。”
李宏的手从报告上移开了。
苏国生的声音还是没有起伏：“这还只是太原后勤处。我们从朱副主任的小舅子的公司往下追，又牵出了河曲第一制药厂的副厂长。这个副厂长负责销售，他把厂里生产的合格药品以次品名义低价卖给朱副主任小舅子的公司，朱副主任小舅子的公司再以正品价格卖给后勤处。中间的差价，副厂长拿三成，朱副主任的小舅子拿三成，朱副主任拿四成。”
“河曲的厂子，那是我亲手建起来的。”李宏的声音很轻，但苏国生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火。
“还不止。”苏国生从报告里抽出几页纸，“朱副主任小舅子的公司不只在太原卖，还在民间卖。他们把过期药品重新包装，不打日期，低价卖给民间的药房和诊所。太原城里至少有三家药房从他们手里进过货。其中一家药房，去年冬天把过期的磺胺卖给了一个肺炎病人。病人用了无效，拖成了重症，最后死在了太原军医院。军医院的郑院长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病人入院前用过的磺胺一点效果都没有。”
李宏把这几页纸接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抬起头看着苏国生说：“这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工厂管理层，后勤处官员，经销商。从河曲到太原，从太原到前线。从军用物资到民间市场。他们把过期的药卖给前线的伤兵，卖给太原城里的老百姓。伤兵锯了腿，老百姓送了命，他们数钱。”
“目前已经控制的涉案人员，工厂管理层三人，后勤处六人，经销商两人。下游涉及的地方政府官员，我们正在查。初步掌握的线索，至少牵涉三个县一级的物资调配部门。”
李宏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槐树在晚风里轻轻晃动。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
“苏国生。”
“在。”
“把这起案件给我扩大化。”
李宏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空白信纸，拿起钢笔。他拧开笔帽，笔尖落在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