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传习录·陆澄录》
明明德当然很重要，而且看上去，只要能明明德，好像万事大吉一样。但王阳明早就指出过，只谈明明德不谈亲民，就似老佛。明明德的注意力集中在自我修行上，领导者如果只是顾着自己的善恶，就会拒绝承担责任和风险，这就如同佛和道一样，只顾着点亮自己，至于光照他人，那不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明明德必须去亲民上体现，通俗而言，你的明德必须去民上呈现出来，如果明德没有被遮蔽，那它在民上的呈现必然是“亲”。
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在这里，朱熹认为应该是“新民”，王阳明则认为应该是“亲民”。新和亲，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来看个故事：西周初期，周公把姜太公封到齐地为诸侯，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到鲁地为诸侯。
姜太公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
周公问：“怎么这么快？”
姜太公答：“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风俗。”
三年后，伯禽风尘仆仆而来报告政情。
周公问：“怎么如此慢？”
伯禽回答：“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这是个大工程。”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能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一定归顺他。”
姜太公和伯禽的治国方略就是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第二句的理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
朱熹认为，是“新”民，王阳明认为是“亲”民。
姜太公用的是“亲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顺着百姓的心而用心，不仅关怀他们的身体，更关怀他们的心理。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和而不同。简单而言，亲民就是为员工服务，为本国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为整个宇宙服务。
而伯禽用的是“新民”，以绝对权力按自己的意志来教化、启蒙，改造民众，让他们成为思想上的奴隶，统一行动中的巨人。
从这一点而言，“新民”就是统一思想，不必在乎别人的意志和感受，强行使他们进入自己设置的轨道，使人的独立意志和独立精神彻底丧失。
亲和新，很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蕴含深意。
北宋时期，有两个皇帝就是“亲民”和“新民”的代表。“亲民”的代表是宋仁宗赵祯，其在位时期，大臣最活跃，他也往往凭着大臣之意行决断之事。最积极的证据就是，大臣包拯某次不同意赵祯的建议，直接和赵祯对峙起来，包拯大谈特谈，特别激动时把唾沫星子喷到赵祯脸上。虽然如此，赵祯后来还是同意了包拯的意见。后人评价赵祯说，什么都不会，只会做皇帝。“新民”的代表是赵顼（宋神宗），在位时期，用王安石变法，整顿天下思想秩序，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但北宋就是从赵顼时代开始埋下灭亡隐患的。
亲民和新民，应该合二为一，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也才是组织领导人的管理之道。领导者既要有以伟大思想统一的新民，让百姓得到新知识，开拓新思路，更要有“民之所好好之”的亲民，为人民服务，让整个天下都成为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