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的伟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随后又著文指出：“中国根本问题之正常的解决，在于有民主的宪政，有全民负责的统一政府。”“现时中国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实际的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决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悭而不予。”他要求国民党对执行孙中山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切实检讨，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与不顺于人心之政事，皆须及早变革，自动维新。所谓结束党治，归政人民，正是振奋人心，刷新党国之第一要义”。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在文章中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①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与**、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发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军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①。还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②。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说：“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是绝对谈不到宪法的。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所需要的只有三种：一是戒严法，二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三是盗匪惩治条例。他们是不需要宪法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①1947年1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①《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1卷第3期。
①《中华论坛》第1卷第9期。
②《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①1946年12月15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