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发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发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发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发。1935年1月，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WholesaleWesternization，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发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