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1）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研究。
1920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②。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①。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时大盛。
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发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发现。1926年，①《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2页。
②《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
①《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发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600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发现，于1930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6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