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能激励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1918年6月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①《尝试集》自序。
发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特别强调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主张，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严厉抨击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自然是与虎谋皮，但终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有力举动。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发展，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发言权。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亲自创办了哲学研究所，给优秀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他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向学的主动性。他还参与创办许多其他的研究所，倡办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比如指导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杂志等。这些，对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胡适鼓励和支持平民教育，特别是倡导发展女子教育，在当时都产生巨大的作用。胡适还特别致力于学制改革。由他主稿的1922年的新学制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国，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对使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与世界教育发展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中小学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适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4.传播实验主义。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最主要的哲学家。
1919年春，他发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尤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自己向上进取和奋斗的需要出发，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怀疑的勇气和力行实验的精神。
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