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超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②1946年1月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①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②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日。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①。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0月，民盟发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发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首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①。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发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