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0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①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②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①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①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①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