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多为自主办学，没有固定的修学年限，招生名额也无定规，一般招收有一定学问基础或科举落第而成绩较好的学生。其主持者多为义乌当地的名师学人或辞官回乡的官吏，称之为“山长”。书院讲学内容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也兼学史书诗文。明清时，由于书院教育越来越趋于官学化，教学内容须经官府批准，根据科举考试要求，教授学生学做“八股文”，以应付科举考试，不过学术氛围仍比官学要浓厚。书院一般以自学为主，采取个别钻研、相互问答和集体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每月授课二、三次，以“山长”、师席讲学为主，有的地方官员亦到书院授课。书院中生童的作业称为“课艺”，定时考试称为“文会”。明清时的书院考试分为旬考、月考、季考。旬考由“山长”主持，月考、季考，由学官主持，并根据成绩而设奖罚措施。
书院的经费来源与其的办学性质相对应。私立书院一般都依靠私人捐赠和院田。如清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府庠生陈去荃创办漱芳书院，捐田二十余亩，嗣后邑庠生陈恪等也辅捐田亩。官办书院的经费则部分来源于地方赋税收入的拔给，部分也依靠院田地租收入。
三、社学的管理与教学
以地方官府出资办学为主的社学也在明清时期的义乌兴盛。社学的经费分官府划拨和民间出资两类。官办社学的经费由官府出资，民办社学的经费由社仓、社田出资，或由绅民捐助。社学一般在农闲时招收蒙童入学，聘塾师执教，学官循例检查，考核优劣。优秀者可送县学附读；学业有成就者，亦可申报官府查验。
社学的教学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论语》、《孟子》、《诗书》等，特别注重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冠丧葬祭等礼仪制度。洪武二十年（1387年），诏令增加《御制大诰》、《本朝律令》作为社学教材，令民间子弟通读，进行法制教育。
为适应农事和农村日常应用的实际需要，义乌城西的乡贤还专门编写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乡土方言教材《谷米豆麦》，供社学普及民众教育之用。该读本成书年代和流传范围已无从详考，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该教材已在稠西一带农村和学塾广为流传。同时也作为农民识字速成教材。这是义乌迄今发现最早的地方教材。该读本全书约2000字，内容丰富实用，几乎涵盖了所有当地农作物、家禽家畜、植物、自然景观、农器具、食物、生活用品等的名称，以及农事术语、经济往来用语及社会关系的各种称谓。该书通篇采用方言发音，为符合方言习惯，许多称谓与普通话有较大差距。如“糖霜”、“茭笋”和“背褡”分别是指“白沙糖”、“茭白”和“背心”。该读本对于会说当地方言的农家子弟和成年农民都是一本生动、实用、易学的速成识字教材。
四、学塾的管理与教学
学塾是明清教育体系中最基础、覆盖面最广的教育形式，是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遍及城乡，多数以民间办学的形式存在。其中因办学的主体不同，又有家塾、族塾、村塾、学馆和义塾等差别，但就教育本质而言是一样的。
学塾的规模差异很大，少则四五人，多则五六十人，程度也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学习年限，也没有严谨的教学制度。学塾的教学内容大致包括识字、读书、写字、作对、作文等，采用个别教学。学童初入塾一般先教识字，识三千字后开始教读书，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鉴略》等蒙学课本为教材，也有直接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一类的。
学塾读书注重熟读和背诵，老师极少讲解。写字教学从扶手润字开始，再描写红字，再写映本，再临贴，循序渐进。在读到一定程度后再教作对，为做诗文作准备，然后再读“五经”及古文，内容有《东莱博议》、《唐宋八大家文抄》和《古文观止》之类。最后是学习作文及八股，为应试科举做准备。
学塾一般都规矩严苛，师生之间不苟言笑，而且盛行体罚，对儿童的身心发展不利。
五、新式学堂的管理与教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但对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义乌还根据《奏定劝学所章程》，设立劝学所，接受县知事监督，并综合各镇乡教育事务。劝学所的教育管理主要为劝导兴学、入学，调查学务，宣传教育宗旨。
当时，清政府迫于形势，虽已颁行了不少改革教育的规定，而且新学思想和实践在主要城市也已风起云涌，但在义乌的大部分乡镇地区，学校依旧沿袭旧式规矩。学生入学须跪拜万岁牌和孔圣牌，听教员训讲《圣谕广训》。每逢朔日，学生还要集中敬读，宣讲尊崇孔教，爱戴大清。逢皇太后及皇上之万寿节、皇后的千秋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春秋丁祭日等都要行祭拜活动。县立高等小学堂等均订有多种规条。
各类小学堂以课堂教学和常规教育为主，要求学生熟读、强记、硬背。课堂教学以课本为主，操作性学科则注重循序渐进。学科分语言、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6项，由监学与教员随时稽查考核，评定成绩，并予奖惩。课外学习活动无明确规程，各学堂为激励学生兴趣，常有书法、民间画、诗歌创作、体操等比赛活动及远足出游等。各校视师资条件，开设不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学制5年，设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义乌官立初等小学堂等照章设置课程，还设图画、音乐科、随意科。宣统元年（1909年）3月，将学科简并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体操5科，或修身读经、中国文字、算术3科。《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设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9科，每周授课总课时36小时。翌年，义乌官立高等学堂及稠川、稠南、端本等两等学堂19所均照章设课，并增设音乐、手工、农业等随意科，后音乐列为必修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封疆大臣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奏请停止科举。迫于形势，清王朝于当年八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停止。”自此，在隋朝起实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停止，旧的取士制度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