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出身贫寒，在南征北战中深知读书教育的重要作用，取得政权后，更认识到儒学和儒士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因而非常注重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另一方面，明王朝在思想领域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并将其奉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排斥和压制其他学派。其极端的做法便是首创了八股取士，从“四书”和“五经”中命题，以八股制义为定式，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同时还严订学规，加强对学人的思想控制。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规定“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还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教本。
清朝立国后，清政府为了有效地统治广大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实行尊孔政策，以笼络汉族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同时，还大力提倡读经，推崇程朱理学，提倡封建伦理纲常。清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亦均以程朱理学为主。清初的几个皇帝，对于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工作也都十分重视，曾相继组织学者编纂书籍，对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有贡献的。如康熙时编纂有《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乾隆时最重要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该书经十年始成，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仍在于为了巩固政权，在于所谓“寓禁于徵”，即通过编书，将过去和当时一些具有爱国精神及反对封建统治或批评封建伦常的书籍加以销毁禁止。据后人估计，乾隆时期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先后烧毁的书籍共有3100多种，几乎要超过《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总和。
浙江历来藏书丰富，在此过程中更是连遭厄运，成为全国的重灾区。据浙江巡抚觉罗琅奏报，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的10年间，浙江一省进行过24次大规模的收缴、查禁、销毁书籍行动，被禁毁的书达538种13862部，实际烧毁的可能更多。在禁毁图书的同时，清统治者还大兴“文字狱”。虽然中国古代各朝代都有“文字狱”，但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以清代最甚。而由于浙江人才辈出，文风深厚，思想活跃，学派纷呈，自然也沦为“文字狱”的重灾区。
严订学规、禁毁书籍和大兴“文字狱”等残酷的封建专制行为迫使学人们规避严酷的现实，锁紧涌动的思想，收敛笔触的锋芒，纷纷投入到专重校勘、考据的学术研究之中，放弃了对文化思想的探索和争鸣，这自然禁锢了学人思想，影响了学风。不仅如此，明清两代在继承前代科举取士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规范和强化，确立了八股取士的试士之法，致使科举考试失去了选拔人才应有的功效而流于僵化的形式。颁行于明洪武年间的八股取士制度规定非由学校出身者不能应科举，因而，学校成了科举的预备场所，学校教育被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沦为了八股取士制度的附庸。学生们也将经书束之高阁，抛弃了对文化和思想的探索精神，专心攻读流行于坊间的八股文刻本。
清代虽在立国之初便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并在中央和地方广设官学，但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上，沿袭了明代旧制，仍崇尚八股文体，从“四书”中出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由于科举考试时不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而选拔中又以“能小楷为天下奇才”，因此，考生们只知埋头于深文僻字、八股范文和小楷之中，“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这种僵化死板的科举考试方式，不仅使学子们禁锢于空疏的理学和无用的八股范文之中，还诱使他们毕生为功名利禄而奔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