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20年以后，周作人曾多次慨叹过，“中国还没有发现了儿童”，这又作何解释呢？比如，1923年周作人在《儿童的书》中写道：“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现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现，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又如1934年在《记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写道：“据人家传闻，西洋在16世纪发现了人，18世纪发现了妇女，19世纪发现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欣羡之至，中国现在已到了哪个阶段我不能确说，但至少儿童总尚未发现，而且也还未曾从西洋学了过来。”再如1940年在《女子一席话》中又说：“相传谓人类学成立而‘人’之事始渐明，性的研究与儿童学成立而妇人小儿之事始渐明，是为新文明之曙光，何时晒进中国来殊未可知，总值得留意，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可见五四退潮以后，周作人一再叹惜，“中国还没有发现了儿童”，这其中的悲哀无疑是他在对民族的积习、历史的惰性与国民劣根性有了透彻的认识后，感到“儿童解放”的翅膀始终不能合乎自然规律飞翔所发出的时代清醒者的“悲鸣”。然而，事实上，现代中国从五四时期的“辟人荒”（周作人语）时就已经发现了儿童，正如前文已描述的，从理论上作出明确概括的恰恰正是周作人自己的《儿童的文学》。诚然，这种“发现”发生在一个封建统治最长久的社会里，其历程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不是一两次思想启蒙就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其中必然充满了曲折，包括局部的倒退。周作人说，“中国还没有发现了儿童”也正应该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而“儿童被发现”的历史开端是在五四时期，完成则需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明显的事实。
二、周作人的儿童学研究与儿童观
周作人之所以能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对儿童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这是与他的儿童学修养密切相关的。周作人堪称中国研究“儿童文学”的第一人，是他首次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早在20世纪初，周作人就对儿童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据他自己回忆这最初的兴趣“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周作人当初深受安德鲁·朗格（AndrewLang，1844—1912）人类学派著作的影响，不仅“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进而搜读了文化人类学祖师泰勒的《人类学》（1881，中译本曾为《进化论》）及弗雷泽博士的《金枝》等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明白了“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芜时期”，儿童即是小野蛮，他的成长有其既定了的不可改变的程序。这是周作人从人类学得来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