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这“个人”中除了成人与妇女外，也包括了“儿童”，叶圣陶说：“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都对“儿童问题”投以极大的关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文化热”。对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先驱者们认定中国的儿童解放必须以欧洲为旗帜而取同一步调，一方面有意识地去研究介绍《儿童心理》《儿童学纲要》《儿童之好奇心》等西方儿童学论著，使“儿童学”这一崭新的学科奇迹般地出现在学校讲坛上。如1920年凌冰就在南京高等师范暑假学校作了《儿童学概论》的长篇讲演，对“儿童学”做了相当全面而有系统的介绍。儿童学的传播为人们批判旧儿童观、建立新儿童观输入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又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教育问题”之一来关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儿童文学运动”，呼吁“将属于儿童的文学还给儿童”。上述两个方面就表现了人们对儿童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正如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1920）中所表述的：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地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十几年的生活，一方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另一方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明白无误的科学语言确认“儿童”具有“完全”的“人”的地位；有不同于大人（青年与成年人）的“自己的内（精神需求——笔者注）外生活”，童年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它的核心是“把儿童当人看”，“把儿童当儿童看”，这就标志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在中国也被发现了。
然而，若进一步考诸中国“儿童的发现”，它又有着相殊于欧洲的逻辑进程。换言之，中国“儿童的发现”是与“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一同完成的”，而欧洲“人的发现”是在15、16世纪，“女性的发现”又迟了两个世纪，19世纪初才发现了儿童。中国之所以能够将这“三个发现”“毕其功于一役”，在短短几年内走完欧洲国家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这又有其自身的思想源头与历史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