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孙毓修主编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种专供儿童阅读的文学刊物《童话》（1909—1916）丛刊。孙毓修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定了最初的雏形。孙毓修在《童话·序》中首次从儿童心理的角度论述了童话（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的必要性，儿童文学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预言“附属之部，蔚成大国……不仅小道可观而已”。
当时“童话”一词涵盖的范围即与今天所说的“儿童文学”相仿，包括小说、童话、寓言、歌谣等各种类型的儿童文学体裁，这是五四以前文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模糊认识与一般主张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而顺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的重要成果是1909年11月发表于《教育杂志》第12期上的佚名文章《儿童读书之心理》，更明确地提出了儿童读物的编辑方针，编辑儿童读物应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的特征：“欲求有益于儿童，则不可不视儿童之意见行之。”并将儿童读物的功能概括为认识生活、道德感化、智力开发与美育感染四个方面。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面目已越来越清晰了，儿童文学的基本原则也都已经在这里有所内涵了。
这时，周作人已从日本留学回到国内，在绍兴县任教，他结合中国儿童教育的实际，运用他的民俗学与儿童学知识，将儿童文学的研究引导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他在鲁迅的关心支持下，刊发《作人采集儿歌童话启》，热心收集儿歌童话，翻译安徒生童话。另一方面，他又通过阅读美国斯喀特尔和麦克林托克诸人写的《小学校里的文学》，明白了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价值，积极主张儿童应该读文学作品，并且身体力行研究如何供给适合儿童的文学，于1912—1914年间，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与《儿歌之研究》四篇论文，拉开了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儿童文学尚在启蒙阶段，不被人重视，不但没有人追寻，连周作人自己也因投稿受到冷遇而沉默了六七年，直到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才又一次“复活”了他的儿童文学活动，并以进步的儿童观为基础，发表了具有中国儿童文学宣言书性质的重要讲演《儿童的文学》。在这篇讲演里，周作人主要讲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抨击无视儿童独立人格和精神需求的旧儿童观，确立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指出不能把儿童看做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而应该承认儿童是有他们独立的内外两面生活的完全的个人，要尊重他们与成人同等的人格，特别要注意儿童心理的特殊性，注意他们的生活在经常变化之中，儿童也有一个转变着生长和发展的过程。
（二）肯定“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从文化人类学与儿童学的观点论述了儿童文学必须是以小儿的思维与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来写就的文学，儿童的文学是儿歌童话，提醒人们去思考“怎么样能够适当地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
（三）批评对儿童文学的种种误解。从“儿童有独立的生活”与“儿童是转变生长”两个方面，论证了儿歌童话等文学样式是儿童心灵健康成长所跳不过的，号召人们“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同时又须“细心斟酌”，不要使儿童的发展停滞而脱了正当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