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功利性，不仅抑制了人们的幻想，甚至视幻想为异端加以扼杀。“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与“望子成龙”的心理相结合，造成视小说等文艺作品为“闲书”而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又不问儿童身心状况，迫不及待地把一套成人以为有用的东西朝儿童稚嫩的头脑里灌下去，“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
（五）古老中国的诗人、作家，被紧锁在皇权、族权的链条里，根本不可能用孩子般明澈的眼光去看待人生，沉重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早就泯灭了他们的“童心”、“赤子之心”，又怎么能创作出儿童的文学呢？虽然16世纪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也曾高唱过“童心”的颂歌，18世纪的著名诗人袁枚，也曾主张以“赤子之心”、“直抒性情”，给晚明与清中叶的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清新之气，但是他们和他们追随者的诗文，不过比较自然，有个性，少做作罢了，又哪里看到了真正的“童心”“赤子之心”？
也有人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晚清时期，这也是可以商榷的。诚然，站在19、20世纪交界线上的卓越人物梁启超等曾在热情呼唤“少年中国”，憧憬着“如朝阳”“如乳虎”“如春前之草”的民族新生的同时，也掀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儿童教育改革：提倡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音乐、童话与儿歌等，但这时还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的，还没有看到儿童自身独立的意义，或者说，历史的发展还没有把文学作为儿童精神的需求来排上儿童解放的日程。然而，这一时期对各种儿童文学体裁的提倡又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独立国”的诞生作了最初的文学上的准备，其功绩又是不可湮没的。
综观中外，不论人们据以判断儿童文学“独立国”形成的标准有多大差异，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儿童文学属文学的一条支脉，它是独立的，必须发展出可以据以判断它自身的美学标准。换言之，儿童文学必须有它自己的理论。我们认为周作人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就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评判的。
20世纪最初一篇关涉到儿童读物的教育意义与社会功利价值的专论，可以认为是1902年署名黄海锋朗的《儿童教育》。该文从教育观立论，批评了中国启蒙学普遍存在的六大弊端，提出了儿童教育的十条新法则，其主旨是反对将四书五经等作为儿童读物，因为它“趣味毫无，反阻了儿童好学的心理，埋没了儿童活泼的天籁”。主张儿童读物“要顾他自然的性”，“循循善诱”，“养成活泼的天机”，“陶铸儿童天良性”。这就透露出了应该尊重儿童个性与保存儿童天性来供给儿童合宜读物的重要信息。
1903年，林獬在《中国白话报》创刊辞中也申明要专为儿童开辟“歌谣”专栏，提供“各种好说的歌谣教孩子们唱唱，也着实可以长进他们的识见，畅快他们的性情”。并于第三期起连载了他自己的论文《小孩的教育》，强调要用文学这一特殊手段，对儿童进行陶冶。
1904年，曾志态在《教育唱歌集·序》里论述了如何将音乐美术引进学校改革教育内容，以期与儿童的心理相吻合。所讨论的虽是儿童歌词创作，但在客观上对儿童诗创作以及对如何供给儿童以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读物都具有很好的建设意义。
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指出：应专出一种“足备学生之观摩”的儿童小说，“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呼吁当时的著译家都来为孩子们写作适合他们阅读的小说，并就儿童小说的形式、题材、文字、作用、插图等提出了要求。这一明确的儿童读者意识的出现，昭明了儿童文学的“自觉”已为时不很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