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两个浙江人——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对文学的贡献、对儿童文学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能绕过的。鲁迅是第一次在文学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多次强调“救救孩子，这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极大”！周作人是中国研究“儿童学”第一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奠基者，儿童文学坚定的倡导者、卫护者。他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在当时颇具世界视野、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他们在两位安徽人搭建的文化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的新历史剧：呼唤人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儿童的解放。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6期发表《人的文学》，这里的“人”就包括了“女人”与“儿童”。1921年，周作人在《小孩的委屈》中写道：“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各有差别，不能强求统一。”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的《儿童的文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宣言”。这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以现代儿童观为理论基础，阐述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地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肯定“儿童有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强调儿童文学必备两个要素：“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但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能将它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要求“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来为儿童选择文学，并且根据儿童学上的分期，将儿童文学分为三个层次，即1—3岁的幼儿前期文学、3—10岁的幼儿后期文学、10—15岁的少年期文学。这一分期与今天通行的将儿童文学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刻性与前瞻性。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倡导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时候，1919年5月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三天，胡适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宣扬他“以儿童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教育观，为正在批判封建儿童观的志士仁人送来了理论武器，其理论功绩不亚于政治领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两年的时间里，杜威走遍大半个中国，他所宣扬的“儿童中心论”，成为冲破“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观的武器，他所宣扬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基石。1921年10月8日，胡适在给安庆教育界作《国语运动与教育》的讲演时提出，“国语运动当注重‘儿童文学’”。12月31日，他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学会所作的演讲《国语运动与文学》中，就专门讨论了儿童文学，认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
经过这些先行者们的关注倡导，“儿童文学”一词开始引人注目，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是拿什么样的文学给儿童阅读，适合儿童的文学从哪里来。创作来不及，自觉为儿童写作的人还没有产生。怎么办？救急之路是改编已有故事，翻译国外作品。改编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孙毓修编选的《童话》丛刊，第一篇是《无描国》；翻译作品影响最大的是周作人译介的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很快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典范，被广泛传播、竞相模仿，最后推陈出新，原创儿童文学呼之欲出，出现了中国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1921），黎锦晖的童话剧《葡萄仙子》（1922）。有了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如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2）；有了热心推动儿童文学的集体，如《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儿童文学”一时成了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1935年，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中回忆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叶圣陶在《文艺谈·三十九》中写道：“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正由于对“儿童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才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热”，完成了五四新文学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在倡导“人的文学”的大旗下，建立了“儿童文学”的独立王国。
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而生，在此以前，它还只处在萌芽时期，但此后的道路却异常艰辛曲折，跋涉了一个世纪，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经发展得绚丽多彩。新中国六十年的儿童文学，为坚持“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学精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发展取同一步调，追寻科学理性，坚持创作自由，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儿童文学迎来千载难逢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
（载《文艺报》，2009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