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还在儿童诗、儿童歌谣、儿童剧、儿童小说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做过许多切实的工作。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然而，遗憾的是，《史》中却没有给周作人一个应该有的与他的功绩相应的位置。也许有人说，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理论基础还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同时又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说”的影响。试问，在封建的、缺乏人性的旧中国，在浮泛而非实在的旧社会里，人道主义和“儿童中心说”作为反对这种封建的吃人的旧制度，把儿童从成人、家庭和社会的附属品中解放出来的武器，又有多大的错处？不能错误地以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是反动和虚伪的。且不说资本主义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即使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即使在20世纪的今天，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价值与作用也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它是一种**裸的欺骗，只能起着麻痹人民的反动作用。而“儿童中心说”更是20世纪社会文明的最主要的标志，这自不待说，即是实用主义也绝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迎合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借以欺骗人民大众，麻痹他们的斗志”，“传播改良主义的一种思想武器”，“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已”。因此，对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历史不是业已证明：周作人的理论不正是以这种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的温暖，这种对于儿童的尊重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力，不仅影响了整个一个五四时期，而且延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左右了儿童文学理论界达几十年之久吗？这样一种有影响的理论，《史》中却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书编者的严重失误，甚至是错误！
说其“错误”，是有所参照的。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他们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与奠基者——从不同的方面，谁也不是全才。为什么独独拒周作人于“门”外？这不只是编排体例的问题，而是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就说鲁迅吧，他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没有专为少年儿童创作过一部作品，连自己也一再表白他对于儿童文学是“没有研究过”的：1936年，即他逝世的这年的3月11日，鲁迅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4月2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又说：“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以后我想留心一点。”4月15日，又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强调：“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当然这可以看做是鲁迅先生的自谦和严于责己，但并非毫无根据。可是，人们却愿意搜尽《鲁迅全集》，辑成那薄薄的一本《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蒋风编），在《史》中也还有分前后两个时期的专节——《鲁迅早期的儿童文学活动》（第28—38页）和《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第126—149页）。周作人有那么多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章，还有一本儿童文学论文集《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3月版），“对儿童、妇女问题一生注意，反复论述，至老不倦，确无超过周作人者，鲁迅也不及”（舒芜语），却为何在《史》中没有一席地位呢？周作人身上，有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如果说，一代两代青年人忘记了周作人，那是周作人自取之咎的话，那么，《史》中对周作人的否定，也未尝不可说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体现，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等于说可以忘掉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历史功绩。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愤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对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初期方面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否则，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儿童文学观在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正确的评判，就不可能对现代儿童文学三十年，特别是发生期儿童文学的性质、特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对鲁迅的“幼者本位说”，郭沫若的儿童文学观给以正确的理解，其影响甚至还可能涉及对陈伯吹“童心说”的再认识。
我们之所以这样甚或过激地“抬高”周作人，还因为正确评价周作人另有着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周作人的悲剧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这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的。了解周作人，我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其次，周作人是不能同那些甘心卖国的人做同一看法的。他的附逆，是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这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都令人痛心。因此，我觉得，即使在今天，我们不但要悼惜周作人，还应该历史辩证地肯定他，实事求是地评判他。
[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