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还对儿童文学最古老、最基本的体裁——童话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在一系列关于童话的论文中，他考证了童话这名词是从日本引进来的，而童话这一样式的内容，我国就古已有之，指出：“童话的实质也有许多与神话传说共通。但是有一个不同点：便是童话没有时与地的明确的指示，又其重心不在人物而在事件，因此可以说是文学的。”“用童话者，当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1922年，他与赵景深以书信形式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就童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不仅扩大了童话的影响，还纠正了当时文坛对童话的一些错误见解，以致“在新文化启蒙时期的几年，所见之童话，大致皆如孙毓修，周作人的概念所规范”。为给孩子们以适宜的食粮，周作人竭力推荐安徒生的童话：“今欧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笔者注）为最工”，“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他对陈家麟、陈家镫在1917年用文言翻译安徒生童话《十之九》时，把“照着对孩子说话一样写下来”的童话全都变成了“用古文来讲大道理”的“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使安徒生童话“最合儿童心理”的艺术特色都“‘不幸’因此完全抹杀”的现象，专门撰文作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实在是安徒生在中国的一大悲剧。为恢复安徒生童话的本来面目，周作人特地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1914年译），重译为《皇帝的新装》。也正是因为周作人等人的努力，中国才自此有了“真正的翻译的西洋童话”。周作人还根据日本坪内逍遥与美国斯庚那的原作编译了六部童话剧：《老鼠会议》《乡鼠和城鼠》《青蛙教授的讲演》《乡间的老鼠和京城的老鼠》《公鸡与母鸡》《卖纱帽的与猴子》等。这些童话剧情节有趣，故事性强，很适合小朋友的演出和欣赏。与此同时，他还重视对民间童话的收集整理工作，热心为他人收集的童话作序以推荐。对曹鸣奇收集的民间童话《狐外婆的故事》，周作人写了《关于〈狐外婆〉》，并指出：如果把这类“很有趣味”的故事选录百十篇订为一集，“一定可以成为一部很愉快的书”。在《〈两条腿〉序》中，他正确评价《两条腿》是一部“佳作”，“讲得好”，“便是材料也很有戏剧的趣味与教育的价值”。于公正的批评中，既给读者以启迪，又给作者以鼓励。周作人在五四初期对童话所作的大量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无疑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一部现代儿童文学史，狭义地说，就是童话史”。五四时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正由于以周作人等为代表的先驱者们及时研讨童话，引进外来的“艺术童话”，又努力发掘本民族传统的“民间童话”，这两方面工作的结合，才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体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无疑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卓有成效的拓荒者，其功绩不可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