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过分突出，基本的温饱、生存等民生问题尚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诸如“生存意义”及“精神需求”这类形而上的问题更远远没有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因而周作人将对儿童文学的理性思考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说是对时代的超越，更不如说是对时代的“逃遁”。然而，当历史发展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与和平建设的时代环境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周作人在30年代从形而上痴心构设的让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可以逍遥的花园”这一理想的社会条件；同时80年代以来的开放中国，又是继五四之后再一次“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也是又一次中西文化大碰撞与大交融的文学时代，面临着许多类似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任务。文坛无主潮与多元格局的形成，更有利于对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论的兼收并蓄。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照，也正是在这一参照下，人们惊奇地发现了本来就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具有着更多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有利于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世界性。这一发现又反过来强调了对过去儿童文学理论进行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的必要性。在为“童心论”恢复“名誉”的大辩论中，学术界一致认为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已经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儿童文学发展有它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是由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而决定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有明确的儿童读者意识，要有一颗“童心”；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在愉悦儿童心灵与助进人格健全成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儿童文学是一“独立国”，有它自己的主权与法则，这是成人文学不能代替的，强调儿童文学的主体性。这些结论的获得竟与周作人曾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人们从史学与美学的角度来重建儿童文学这一“独立国”时，史的视野，使人们发现了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历史地位；美学的视野，又发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不仅可以用来纠正“教育工具论”的偏颇处，还具有它鲜明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双重视野的结合，周作人的重新发现也就极为自然了。
班马先生在《直议中国儿童文学的二十世纪意识》里，有一段“重新体认周作人”的文字，这里可以借用来表明儿童文学理论界所一度拥有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
从对这个人物（指周作人，韩进按）的深切探寻中，我感到他超乎别人地真正热爱儿童；也感到他那源于童话研究基础的儿童文学主张超乎别人地具有真正的专家性质。我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何要将“鲁迅论儿童文学”的地位和应用置于周作人之上？深刻的鲁迅，从未自认儿童文学的专家，对此也进入不深；“救救孩子”本不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口号（而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性主题）；问题不在鲁迅，而在儿童文学界盲目地搬用原本非文学性质的“鲁迅精神”。搏杀于政治战场和思想战场的鲁迅杂文，是成人社会领域的产物。因而，周作人从童话研究，到原人研究，到原始思维研究，到儿童思维研究，则起码是更具此一专业的真正价值。他所维护的儿童的“空想”“纯美”“荒唐”“野蛮”等权利，是首先具有原本人性的发育阶段之前提的。他反对过早向儿童施加（各种）“社会性”是具有儿童美学根据的，即是更强调少年儿童审美阶段的“感知”而怀疑“认知”的儿童期不确性。周作人被批判了大半个世纪的所谓反对某儿童刊物（指《小朋友》杂志，韩进按）“提倡国货专号”之事，我认为他并不是没有道理，这道理即是儿童期更宜“感知”的非直接社会性的把握。所谓社会性就是此一时彼一时，21世纪中国则更是走马灯式也；比“日货”事件更朝云暮雨的社会“现实”则充满一部中国当代史；然而，对儿童心灵来说持以此道却是十分危险的。一个民族从儿童之心就已丧失“恒定基础”，不正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惶乱与浮躁这沦落格局，以及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大失败吗？
正如这一长段文字所表明的那样，对周作人的反思与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肯定，是建立在批判社会功利价值的儿童文学论基础上的，这也许难免其“矫枉过正”的偏激，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正是一个“曲线中的直线”，历史的正义感也往往是通过某种偏激或迷乱等非常规形式曲曲折折地体现出来。就像克罗齐曾指出的：“历史像从事工作的个人一样，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对于当时来不及照顾的问题则加以忽视或临时稍加改进，任其自行前进，但准备在腾出手来的时代给以充分的注意。”从五四到当代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前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提到每位儿童文学家的面前。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这是时代对儿童文学作家最庄严的召唤，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一份真诚与责任。当代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价值，这同样也是时代赋予儿童文学家的神圣使命。两者是中国儿童文学在不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同时代主题，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发展中的不同过程。我们应该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以期能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也正期待着在这一目标下的充实、创新与发展。
[载《中国文学研究》，1995（1）]
